别觉得“保护未成年人”是现代才有的，其实古代也有伦理、律法和温情交织起来，为孩子撑起的保护伞。
古代法律并非我们想象中那般不近人情。早在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便记载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案例：父亲盗窃儿子的财物，不算犯罪；但若儿子是户主，父亲反而会因“擅用子权”而受罚。这看似矛盾的逻辑，背后是对家庭财产权和独立人格的早期尊重。
唐代的《唐律疏议》，这部东亚法系的典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为系统。它明确规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即十五岁以下的孩子，犯了流放以下的罪，可以用钱财赎罪，免于皮肉之苦。更进一步，“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意思是十岁以下的孩子，即便犯了死罪，也需上报中央，由皇帝亲自裁决，极大避免了地方官的滥杀。这条规定，与现代刑法中“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的理念不谋而合。
法律对伤害幼儿的行为绝不手软。例如，拐卖儿童为奴者，首犯绞刑，从犯流放三千里。更令人发指的是，如果父母故意遗弃或杀害自己的孩子，同样要面临“徒二年”或“绞刑”的严惩。在“父为子纲”的伦理高地，能写入这样的条文，实属不易。
在古代，国家权力不下县，基层社会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族家族。这片天地，是未成年人保护最坚实、最日常的屏障。
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是典范。它用族田的收入，为本族的孤儿提供口粮、衣物和教育经费。章程中细致规定：“族人不得租佃义田”，以防家族势力侵占孤儿利益；“孩童五岁可领米每日一升”，确保他们能活下来；“八岁可入族学”，保证他们拥有改变命运的知识阶梯。这张由血缘编织的安全网，是无数孤苦孩童的生命线。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不仅是道德说教，更是家庭教育的指南。它们反复强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的早教智慧，以及“刻薄成家，理无久享”的警醒，从根源上塑造着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感。
“慈幼”与“养老”一样，是衡量一个王朝是否“仁政”的重要标尺。历代君王常通过诏书的形式，展现其对幼童的关怀。
遇上皇家庆典或灾荒之年，皇帝常下诏“赐鳏寡孤独粟帛”，其中便包含了孤儿。更实际的政策是，有婴幼儿的家庭，可以减免部分赋税或徭役，如汉代规定“民产子，免其夫徭役二岁”，生了孩子，父亲可以两年不服劳役。这直接减轻了家庭的养育负担。
南宋时期，出现了官办的“慈幼局”和“婴儿局”，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可谓中国最早的官办孤儿院。据《武林旧事》载，这些机构有乳母喂养，有医生看病，其运营经费由朝廷拨付，形成了制度性保障。
在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的地区，溺杀女婴的恶习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官和乡绅便发起“保婴会”，给予生女家庭经济补助；福建一带的“举子仓”，则为贫困孕妇提供帮助，鼓励生育并善待婴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客观上为孤儿提供了另一种生存路径。无子的家庭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收养同宗孤儿作为嗣子，使其获得名分、继承家业，也拥有了新的家庭庇护。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古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有其深刻的时代局限性。它根植于宗法伦理，首要目的是维护家族延续和社会稳定，而非基于“儿童权利”的现代人权观念。贫困、战乱和落后的医疗条件，依然让无数孩童的生命如风中残烛。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智慧的光辉。从《唐律》对刑责年龄的精确划分，到范氏义庄的可持续慈善模式，再到“慈幼局”的国家责任担当，古人用他们的方式，诠释了对生命初蕾的珍视与呵护。
□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