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爱国戏剧工作者迅速组成各种救亡演剧队、战地服务团，他们从延安和大后方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掀开了山西戏剧运动的新篇章。他们用活报剧、街头剧、独幕剧、话剧、歌剧、秧歌剧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创作出一大批直击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将抗日救亡的信念深植民众的心中，并推动了山西抗战戏剧的空前繁荣。
1937年年底，丁玲与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合作创作的话剧《突击》，由塞克执笔，发表于《七月》杂志上。故事以太原附近的农民在日军侵略下的苦难与反抗为背景，展现了战时难民流亡的惨状，以及他们奋起反抗的勇气。开篇以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画面拉开序幕：暮色如血，在黄土高原上，一支沉默的难民队伍在荒野间缓缓前行。他们中，有失去双亲的孤儿，有家破人亡的寡妇，有被敌人杀死儿子的老者和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还有背着祖宗灵位和“官印”、仓皇逃难的村长。他们并没有陷于绝望之中，而是自发组织起来，用锄头等农具向侵略者发起“突击”。那一刻，村长颤抖着双手，将“官印”砸向侵略者的头；孤儿鼓起勇气，用铁尺刺穿了敌人的胸膛。舞台上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突击》克服了抗战初期戏剧创作中常见的公式化问题，这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也不见革命青年的领导角色，观众所能看到的只有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普通同胞。但正是人在绝境中，自身的生存本能激发的抗争，才显得格外真实而动人，也让观众在泪光中看见了自己。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也会为了捍卫生命的自由和尊严，抗争到底。该剧公演后，场场爆满，反响热烈，成为战时文艺创作的经典案例。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文学创作题材进一步开拓，剧作家们不再直白地描摹战争，而是将目光投向抗战时代背景下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辗转挣扎的众生百态。在这一方面，最早做出成绩的是李伯钊。两幕话剧《母亲》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剧中的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的普通农妇，她的性格中既有母性的温柔，也带着几分传统妇女的宿命论观念，面对生活的苦难，她习惯于默默承受。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她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母亲的长子赵国强是一名铁路工人，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母亲为他感到自豪，还时常教导年幼的三孩向哥哥学习。在八路军的游击区，顽固派马团长表面抗日，实则是个隐藏起来的投降派，他推行防共反共政策，却暗中与日军勾结，四处搜捕抗日军民。他的部下金二，更是个好吃懒做、贪图荣华富贵的汉奸。当二人的阴谋逐渐暴露，母亲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八路军通讯员遭到暗杀，抗日情报随时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母亲毫不犹豫地派幼子三孩，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最终，三孩被杀。面对凶狠的敌人，母亲强忍着丧子之痛，宁肯牺牲孩子的生命也不出卖民族的利益。她是一位母亲，爱子之深的她内心是多么的悲痛，此刻她依然选择守护民族大义，这深沉的母爱与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在那个年代，无数如母亲般的普通人，她们或许不懂得主义与纲领，却在目睹亲人倒下的血泪中，听懂了自由最朴素的呼唤，那呼唤，来自粗布衫下、为家国跳动的赤子之心。
这一时期，后方的斗争形势是复杂的，就像剧作家阮章竞笔下那个血泪交织的马家坪。1942年，他创作的二幕话剧《未熟的庄稼》中，褚家庄和马家坪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敌人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致使两家逐渐对立，两村百姓刀刃相向，最终酿成惨烈的悲剧。但疼痛终会催生觉醒，就像乡村小学教师董其昌在血泊中的呐喊：“全上人家的当啦，人家在后头拉线，我们却自己打自己人！”才让村民们看清了那些举着“共荣”旗号的侵略者才是真正的敌人。当两村的百姓放下仇恨，携手抗敌时，这部作品展现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
那时，在民间呈现出村村有剧团的空前繁荣景象，群众性的秧歌剧创作活跃。《李来成家庭》是襄垣县农村剧团李鸣洪、李森秀等创作的大型秧歌剧，当时轰动了整个太行。这部剧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用地方曲调演唱，讲述了李来成家庭如何从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转变为模范家庭的过程。最初由一二九师先锋剧团创作，经襄垣农村剧团演出后，再根据观众的意见，一次次深入李来成家中，去反复打磨修改。每个细节的精雕细琢，对每句唱词的反复推敲，最终让这部剧成为群众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在新秧歌运动的推动下，太行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旧秧歌、旧地方戏曲形式进行改造，创作了一批贴近生活的作品，如《打春桃》《换脑筋》《劝荣花》等，并逐步发展出“新歌剧”这一艺术形态。
这些扎根黄土地的戏文里，唱的虽是家长里短，或许不够精致，可那质朴的词句与悠扬的曲调中，却谱写出最动人、最接地气的旋律。戏剧的灵魂属于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些作品给予了身在暗夜里的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支撑着他们一步步、坚定地走向胜利。
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