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的秋天，河南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的农民王二蹲在自家晒场上，看着刚收的10担谷子发愁。今年雨水好，谷子比去年多收了两担，可集市上的谷价却跌了很多——去年一担能换500文钱，今年只能换300文。更糟的是，官府的赋税要收现钱，他家得缴2000文，算下来得卖7担谷子才行。卖了7担，剩下的3担不够过冬，妻子抱着孩子哭：“要不把我陪嫁的银簪当了吧？”王二咬咬牙，挑着两担谷子去集市，换了600文，又当了银簪换了400文，才凑够1000文，还有1000文没着落，只得去借高利贷。
王二遇到的麻烦，古人叫“币重而万物轻”——钱越来越值钱，东西越来越便宜，可老百姓手里没多少现钱，卖东西赚不到钱，缴税还得凑钱。其实，这种“钱荒”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古人也琢磨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其一，《管子》里的“平粜平籴”：不让农民赔本。早在战国时期，《管子》这本书就说：“钱太多了，东西就贵；钱太少了，东西就贱。”所以政府得管着，不能让钱太值钱，不然农民卖东西赚不到钱，就得挨饿。
怎么管？丰收的时候，谷价下跌，政府拿出钱来收购谷子，不让农民赔本；歉收的时候，谷价上涨，政府把存的谷子卖出去，不让老百姓买不到粮。这招叫“平粜平籴”，战国时魏国的李悝变法就用了这个办法。比如丰收年，农民卖谷价低，政府按“平价”收购，农民不会亏；歉收年，谷价涨，政府按“平价”卖出，老百姓能买到粮。这样一来，不管年成好坏，农民都有稳定的收入，不会因为“钱值钱”而破产。
其二，改变赋税方式：不让农民换钱发愁。唐朝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把原来的实物赋税（比如谷、帛）改成现钱。结果出了大问题——农民要卖粮换钱缴税，可市场上的钱不够，导致谷价一个劲儿下跌。像王二，卖两担谷子才换600文，不够缴一半税，只得当东西、借高利贷。政府看到这个情况，赶紧调整：唐敬宗长庆元年（821年），把赋税改征布帛，农民可以用自己织的布或者种的谷子缴税，不用再换钱。这样一来，农民不用再为“换钱”发愁，也避免了谷价下跌的损失。比如王二，如果能拿谷子缴税，他就不用当银簪了。
其三，增加货币供应：让钱不那么值钱。唐宋时期，商业越来越发达，需要更多的钱，可政府铸的钱不够，导致“钱荒”——市场上没多少铜钱，农民想换钱都换不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给农民贷款）和“免役法”（缴钱免劳役），这些政策都需要现钱，结果市场上的钱更不够了。政府赶紧增加铸钱数量，比如铸了更多的“熙宁通宝”铜钱，放到市场上流通。钱变多了，谷价就不会跌得太厉害，农民卖粮换的钱也就够缴税了。
其四，用实物代替现钱：直接解决“换钱”问题。有时候，政府还会用实物代替现钱，比如谷、帛这些东西。三国时期的曹魏，因为战乱，货币混乱，政府就用谷帛当货币——农民可以用谷子或者布帛买东西、缴税，不用再发愁换不到钱。唐朝后期，政府也允许用布帛缴税，就是这个道理：实物能直接用，不用换钱，避免了谷价下跌的损失。比如农民种的谷子、织的布，直接交给官府，就不用再去市场换钱，也不会因为谷价跌而亏了。
古人应对通货紧缩的智慧：平衡“钱”与“物”的关系。古人应对“钱值钱、东西贱”的办法，核心就两个字：平衡。政府要么收购东西，增加需求，不让东西太贱，物价下跌；要么增加钱的数量，让钱不那么值钱；要么改变缴税方式，让农民不用换钱。这些办法虽然老，可道理跟现在一样——政府要让老百姓能卖得出东西，赚得到钱，过得了日子。
像王二的遭遇，如果官府允许用谷子缴税，他就不用当银簪、借高利贷；如果政府在丰收年收购谷子，他卖谷的钱就不会那么少。说到底，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好的政策都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古人的“平衡术”，其实就是对“民生”的重视——钱是工具，不是目的，让老百姓能活下去、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虽然不用再当银簪换钱，但古人的智慧依然有用：比如政府的“粮食收购价”（类似平籴）、“减税降费”（类似改征布帛）、“货币政策”（类似增加铸钱），都是为了平衡“钱”与“物”的关系，让老百姓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王二的后代，活在今天，肯定不会因为卖粮换钱而发愁——这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智慧。
□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