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省城一般人们家里都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也没有收音机，那凭什么计时呢？那就是“嚎汽”。
所谓“嚎汽”，是本地人的土话，就是工厂里的上下班的汽笛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小时候我家先后在太原市的皇华馆、海子边西街住过，院子里人们主要听的是南肖墙跟前的电灯公司、晋生纺织厂的汽笛声。当然北城区人们听的应该是太钢、247厂等大厂子的“嚎汽”声了。
年轻时候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另一部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中的末尾，安德烈为了让工人们听到斗争的召唤，把皮带绑到拉手上，使汽笛声长鸣。1923年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词《贺新郎·别友》中有这样一句：“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深刻地表达了对妻子的眷恋之情。
再说回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各大企业上下班的汽笛声逐渐由电铃代替，我们小学上下课也用电铃代替了手摇铃。
那么农村里的人靠什么掌握时间呢？1950年初，刚过五周岁的我回老家上了两年小学。睡到后半夜，经常听到敲梆子的声音，妈妈说这是在打更（音Jing），告诉人们时辰的。
1952年我家搬到太原市海子边西街的大院里，我们西院是省粮食厅的家属宿舍，14户人家只有两家有钟表的，西房的老蔡家有一只座钟，还有就是我家有一个马蹄表。我家的左邻右舍和我们只隔一个薄薄的三合板的推拉门，彼此之间说话都听得非常清楚，三家住房都是12平米左右，隔着一堵墙，经常会有邻居问我们“几点了？”
那时候上班的人们也很少有戴手表的，我父亲长年在山区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工资还可以，却一辈子也没有戴过手表。我姐姐刚刚在机关上班，每月也只有18块钱的工资，1962年我高考时，还是借我姐夫的手表看的时间。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也只有一两个同学戴手表。大学整整上了六年，1968年9月终于分配到煤矿工作，我和妻子两人都挣上了每月43块5的工资。几个月以后，老岳父在省城用工业券花120元给我们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先给妻子戴吧，因为她是做医生的，给病人看病需要记心率。我呢，下井劳动，最好也能知道点时间，就把岳父用过的一只老怀表用上了。那时和我在同一个工作面上的工人师傅们戴手表的也很少。
现在什么时候能听到“嚎汽”声呢？那就是每年9月18日都能听到的防空警报声。
杨明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