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将无数平凡的生命投入其中，去锻造、去历练、去重塑。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在特殊的大时代中，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
抗战时期涌现的山西本土作家群体中，穗青是其中之一。他原名乔文猊，原籍山西运城安邑。1937年太原沦陷后，他在侯马加入了同蒲铁路工人抗敌自卫队，随后又考入了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毕业后，穗青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社、民族革命通讯社、《西线》社担任编辑和记者。他在抗战时创作了《在火车站》《脱缰的马》《归来》《草原夜话》等反映华北抗战现实的小说。其中，中篇小说《脱缰的马》被认为是其代表性的作品。
《脱缰的马》以晋西吕梁的一个山村为背景，故事从农民成二的小儿子成庆根在部队休整期间，回家探望父母讲起。庆根原本只是一个放羊娃，两年前，政府抽壮丁时去当了兵。他跟随部队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因作战勇敢，成为小队中的“模范战士”。
回到家乡后，庆根看着曾经居住的老窑洞，感到“黑暗”，甚至恍惚间怀疑自己是否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虽然一切如旧，但他的心境已然发生了变化。庆根的父母满心不舍，不愿他再回到部队，父亲成二质问：“为什么还要回部队？”父子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母亲含泪诉说着儿子离家后老两口的艰辛：哥哥的跛腿、妻子玉娃年纪尚小，家庭这几年过得异常困苦，她凄苦地哀求着“你竟不可怜我们吗？”这一句话，如巨石般沉重地压在庆根的心上。他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尽管部队生活的美好回忆不断浮现，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留下。
然而，还没过两天好日子，庆根目睹了乡村的破败，老百姓被支差、摊派、重税压得喘不上气。他的好友春生也变得麻痹消极，原来他怀着“凭着拳头也要使村子像个样子”的抱负，如今只剩下“只要不再坏下去就行”的叹息了。当村长和地主老白得知庆根不回部队了，妄图敲诈一笔钱，他们狠狠地指责他是逃兵，威胁说逃兵要枪毙。父亲吓得面色苍白，只得低声下气地乞求，打算用钱贿赂他们。
庆根面对父母的亲情羁绊，地主村长的欺压，还有村里常年不变的压抑、消沉，他心里开始萌生质疑，特别是与村长、老白爆发冲突后，他回想起在部队两年的经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理清了思绪，内心发生了从“小家守护”到“家国担当”的认知变化。最后，小说通过庆根的梦境，鲜明地喊出：“只有赶走了日本鬼子，坏人也不会存在，我们才能活，才能种田，才能安居，并且过活得更好，有好地耕，有好窑洞住。”于是，他决定重返部队。清晨时分，他简短告别了妻子，便不顾父母的挽留，犹如一匹挣脱缰绳的野马，决然离去。
《脱缰的马》生动展现了中国农民在抗战中的心理转变历程。主人公庆根从囿于小家的犹豫，逐步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抗争者，完成了从被动忍耐到主动反抗的蜕变。在这一过程中，他承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以村长、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欺压，另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民族苦难。这部小说创作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战场转入了持久的游击战争，在不少人陷入对抗战悲观情绪的背景下，作家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增强大众的抗日信心。正如庆根在梦中说出“赶走鬼子，坏人也不会存在”，这虽然是个人的呐喊，但却表现出社会大变革中广大民众的期待，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文本本身。
小说中，穗青对人物复杂性的刻画，如成二、成二婶、春生、村长、老白等，没有将压迫者或被压迫者“脸谱化”，而是让每一股矛盾都置于具体的社会与人性之中。例如庆根的父母不让庆根归队，他们不是“觉悟低”，只是担心儿子的安危，这是底层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本能。而庆根最初选择留下来的妥协，恰恰为后来的觉醒埋下更具冲击力的伏笔。还有春生的“不作为”，他并非懦弱，而是目睹了太多“反抗无用”后不得不选择的自我保护，在现实的碾压下，他成了一个麻木者、沉默者。当然这样的对比，让庆根最终的反抗更显难能可贵。
此外，整部作品的文字细腻、节奏把控得当，尤其在对农村景象的描写上尤为精妙，黄土沟壑间破败的窑洞、阡陌纵横的贫瘠土地等景物描写，成为了人物心理的外化，与人物的心理变化形成了微妙的呼应。这种鲜活的描写，正是源于穗青对晋西北乡村生活的洞察和了解，也使得小说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乡土中国的珍贵记录。
1948年，当《脱缰的马》被改编为电影《山河泪》时，银幕上那匹跃起的骏马，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新的黎明，正随着那匹脱缰的马的嘶鸣，从地平线上升起。而它的嘶鸣，至今仍在历史的深处回响。
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