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传承，树立在三晋大地之上的英烈碑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无论是碑铭上的“浩气长存”“永存不朽”“壮业留芳”，还是碑刻中所铭刻的“其志其行固已口碑载道，而足与青史同其不朽矣”等话语，都是为了一种纪念，一种对英雄事迹的缅怀，一种对抗战精神的继承。抗战英烈们“其为国牺牲、视死如归精神，堪称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其忠肝义胆，可作继进者的模范”。
程章灿先生将碑刻誉为一种“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他曾说“中国有历史悠久的石刻文化，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把石刻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化传统”；也有学者指出：“立碑题文，镌石纪事，以示后人。历代都把树碑树石作为一种纪念，只要认为有可纪念之处，就会就地取材，立石刻文，留存于世。每一通碑文都是历史的原始记述，都携带着历史、社会、文化信息。”鉴于碑刻“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的特性，碑刻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人寄托“垂之永久”的核心媒介。
其实，碑刻树立的过程也是一种集体纪念表达的过程。1943年5月26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在报纸的第4版刊发了一篇名为《碑》的小说，虽然其只是一篇小说，却也是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社会生活的真实映射。小说中写道：“两个月过后，冬天了。汾河结了冰，敌人走了，刘村的妇救会，在柱儿家里开了一个秘密的追悼会……会上商量定了大家捐钱，给凌前英秘密地立一个碑，拐脚婆婆愿意拿出自己的首饰，捐很多的钱，立一个很大的青石碑。不久，就在凌前英跳水的那个地方，立起了很大的一座碑。碑是吕梁山脉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坚实的立着。”为什么为凌前英立碑？因为她为了保护刘村妇女支援军队的登记册而牺牲，“为了祖国的光荣”，她“宁死在祖国的大地上，投入家乡的河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凌前英是为伟大的抗战事业而牺牲，为她所立的青石碑也是妇女们共同捐赠的，是她们纪念凌前英的共同表达。
在英烈碑中，我们也往往很容易找到类似的表述。在高平县凤和村，有一通由全村群众为纪念祁凤山、吴子和、李忠祯三位同志立的纪念碑，其文曰：“这三位同志皆为吾国家尽忠心，为吾民族争自由，均不幸而殉于难，孰能不扼腕生悲乎？三同志虽没，而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可勒之金石，永垂不朽云。”落款为“东冯庄全体人民恭立”。陵川县平城镇张寸村树立的《革命志士殉难纪念碑》落款为“张寸村全体抗日干部民众立”。再如，左权县石匣乡马厩村全体群众，因感怀赵仝全同志于1942年被捕后面对“敌施行残暴手段，光荣牺牲于骆驼岩”而立碑于村。凡此等等，无不彰显了一种不可忘却的记忆。
英雄精神永存，他们为国捐躯的事迹与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永流传……
贾登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