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波，是我的老邻居，也是我的老同事。我是《平遥话》最早的读者。当伟波把打印好的草创稿送给我的时候，我惊呆了。
伟波博古通今，著书立说，这是我熟知的。奇闻轶事，在他的口中笔下，便能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早就领受过的。但，对于一个被教学管理事务不断锁身的中学校长来说，能有情致且有耐力写出如此厚重的作品来，着实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平遥话》能集文字、文化、文学于一身，相生相长，相得益彰，更属稀见。据我所知，祖籍平遥的刘伟波，从小是生活在省城太原的。但他能够如此通透平遥方言，骨子里把握住平遥话的精髓，除了文化，恐怕还有割舍不断的情有独钟。
《平遥话》是会讲故事的。何况，让一个会讲故事的晚辈，去讲一个太有故事的“祖爷”，不能不算是一件幸事。
我始终认为，小说创作的核心是讲好故事。没有故事做支撑，小说便失了灵魂。伟波巧妙地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平遥话柄，设置情境，描绘场景，牵扯人物，勾连故事。作者讲述这些故事，就仿佛三大爷和二大娘之类盘腿坐在炕头，和你掏心窝子拉家常，从城门拉到驿站，从遥远拉到现实。小说从“家败”说起，历经“地儿”“祖爷”“得手”“泼闹”等，波波折折，圪溜拐弯，直走“突儿”。这期间，有没落时的无奈与悲怆，奋起时的艰难与不甘，也有坚守时的坚韧与执著，发达时的亢奋与欣慰。夫妻、婆媳、妯娌、爷孙、夫子、兄弟等多重关系，都在错综复杂的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中依序展开。他们轮廓依稀，面目可亲。一句话，一件事，一个表情，一个筹码，便把他们勾勒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关系中，还穿插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交、礼仪、商贸、文化、教育等活动，都为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沟通彼此，捋顺关系，架设桥梁，互通情报，就成了小说的要务。作者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势中，井然有序，不急不缓地走进故事的深处的。
《平遥话》更会风趣地讲故事。过多的文字考证，情节验证，人物求证，是极易乏味的。作者充分调用他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将一个个普通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
“学徒时最难熬的，是号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得下地，生火做饭，洒扫庭除，把号里几十个人的尿盆子倒掉，刷洗干净。白天，有客人的时候，迎来送往，端茶倒水，察言观色，笑脸相迎。没有客人上门，就在号门口杵着，一天也不得闲。”
这是《家败》中，描写学徒工尴尬处境的一段文字。读到“杵”字时，除了叹息悲悯其悲苦遭遇，又不禁哑然失笑。这“杵”字，本指棒槌，用来捣物。此处拟物化，将活生生的人样，固化为木头状，顿时失却了人的生机与灵性，沦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摆设，且这摆设既障眼又碍事。这里并未直接描写学徒工的心理轨迹与现实存在，却通过这个“杵”字，把序列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进退两难、有苦难言的生存状态写到了极致。
《支当》一章中，作者是这样写日本兵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看着就快不行了。当年日本人刚来平遥的时候，日本兵尽是年轻后生。可现在，老汉儿小后生，还没有三八大盖儿的步枪高的小后生，胡子茬还没有长出来，就来当兵了。悄悄地从外面传来一句闲话说，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啦。平遥人不说高粱，说套黍，意思一样。偷偷地一打听，日本兵也的确不像刚来的时候净吃大米、罐头了。还有些个日本兵，虽然也说日本话，可看上去，总觉着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仔细一打听，原来并不是日本人，是高丽人。
作者通过大众视角，写大势将去的日本兵，将他们穷途末路时的狐假虎威、装模作样，化作笑谈，娓娓道来，令人捧腹。文字不多，内涵丰富，情趣盎然。
《平遥话》很注重故事与故事的勾连。这部小说，作者用了三十多个平遥的方言术语，讲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幅卷轴式的历史长卷。卷面上，承载了上百年的社会生活，活动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既横切断面，又纵深开掘，浓缩市井生活，凸显晋商文化，演绎盛衰兴亡。
《祖爷》里，主人公刘元，通过“迁坟”的伤痛，刻骨铭心地体味了“祖爷”的分量与不可动摇的尊卑秩序，萌生出进城的“野心”，开启了创业的纪元。
《城阂里》走出杨掌柜，带出了桂馨儿，勾出了刘元关于“娃娃亲”的胡思乱想，也滋长出刘元“四四致致”女人的择偶梦想和对创家立业生活的向往。
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无情地将中兴了的刘元，淘在了商海的沙滩上，让他重新感受“恓惶”的滋味。（《恓惶》）
书中，作者会时不时地通过典籍文献之类的，来考证一些术语的来历，做到语有出处，正本清源。但又绝不拘泥于固化了的形、音、义，或生搬硬套，或妄加臆测。而是根据文字应用的背景场合、社交礼仪、风俗约成，推测演绎，分析求证，给方言术语以应有的归宿感。
作为语文老师，曾经关注或比照过许多方言。但万万没想到，平遥话，原来可以这么说。
□刘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