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春，太原二十七中恢复高中招生，我从并州路小学“戴帽”（在小学继续增加初中课程的一种说法）初中毕业。那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5个初中班，只有十几名同学报名上高中。当年也不用考试，报了名就能上。我于是成为“文革”后二十七中的第一届高中生，分在了高二班。当时，学校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北，文津巷内的一所老式“四合院”里。院子中间是一个篮球场，也是唯一的操场，南北两侧是青砖瓦房教室，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
开学后，学校教学逐步走向正轨，我们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我们“戴帽”初中时，语文、数学等课程都是小学老师教的；物理课是体育老师给讲的；英语只学了个开头，老师就回家生孩子了；历史、地理、化学等课程压根没开。
读小学时，语文课程体系受破“四旧”影响，语法、字词都没有系统学习，可谓是“灰渣底子”。上了高中，一次语文老师郭文才先生讲记叙文的写作，布置了《记一次劳动》的作文。大家的作文中出现了各种用词错误，有的同学把严峻的考验写成了严“酸”的考验，把满头大汗写成了满头大“汉”等等，形或音差不多，意思则相去甚远。讲评作文时，这些错误惹得哄堂一片。
郭老师便从“认字”开始给我们“恶补”，每篇课文都要求记生字及容易读写出错的字词。一次听写，我被叫到黑板上默写，“草菅人命”，结果写成了“草管人命”。老师笑着给大家解词释义，我额头上的汗就沁出来了，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下去。赵荣甫、李宗亮、春钟棣等老师也利用自习或课外时间给我们义务补习英语、数学、化学等课程，至今想起，心头仍是暖暖的。
上高二时，学校迁到了并州南路，崭新的红砖三层大楼，集教学办公为一体。教室洁净明亮，而且有了暖气，我们不必再打煤糕生火了。我们高一高二两个班第一批入驻新校区后，边学习护校，边勤俭建校。刚入校时，操场和校园坑坑洼洼，荒芜凌乱。我们每周都要抽出两三个下午，带着铁锹洋镐、拉着平车平整操场和校区，在校园围墙边、角落里栽上各种绿植。操场平展了，校园里绿意葱茏、花香蝶舞，做操、跑步、打篮球、踢足球、开运动会……我们酣畅地挥洒着青春的活力，享受着劳动的果实。
两年多的高中生涯中，我们去南郊区的杜家寨村学农，平田整地、种庄稼，体会种粮的艰辛；去太原五一机器厂学工，感受工人师傅的严谨；在校区学军，进行了队列及拼刺刀训练；我们还在校农场种稻子，收获了5斤大米，那是当时的“紧俏商品”，更是我们汗水的结晶……
1974年高中毕业后，大多数同学奔赴农村插队，去广阔天地大展身手。再相聚时已是1992年，同学们已人到中年，全部回到了城里工作。之后相聚也成了常态，最多的话题，还是高中时的美好时刻。
梁建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