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省“4·19”案侦破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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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杨树的妻子常年上夜班,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住所恰好位于12个案发现场的交叉地带。专案组突击搜查他的家,在储藏室里找到一把长柄杀猪刀。
刀柄上残留的血迹,经DNA检测,与第12名被害女工完全吻合。
押解杨树去指认现场那天,本来晴空万里,快到现场时,天色突然暗下来,乌云涌上头顶,狂风卷着雷阵雨劈头盖脸砸下来。
杨树跪在雨中,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他把自己14年来的罪行逐项交代,声音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几乎听不到。
好像他的灵魂终于被那12个红色影子追上了。
他的动机荒诞得令人发指。
他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棉纺厂女工。初次见面时,女方穿着件红外套。他用了“天女下凡”四个字形容那个画面。处了一段时间,对方没有看上他。
他觉得自己被甩了,看到穿红外套的女人就自卑、气恼、沮丧;之后屡屡相亲不成,心理逐渐扭曲,对穿红外套的女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无法解释的仇恨。
结婚后,他常常家暴妻子。妻子为了躲他,申请常年上夜班。家庭关系不正常,他的心理越来越变态——最终演变为从杀人中寻找快感、从鲜血中获得畸形的慰藉。
“你看到了吗?”
结案那天晚上,徐克把案卷摊在桌上,让我坐在对面。窗外雨刚停,楼下的水泥地反着光。飞蛾在灯管上扑腾,影子在纸上跳来跳去。
“他的动机荒诞吗?荒诞。但这就是人性。人性里有些黑暗,你站在外面看,觉得不可理喻,可一旦走进那个人心里,会发现一切都有一条残酷的逻辑线。我们的工作——就是沿着那条线走进去,然后把他揪出来。”
徐克顿了顿,手压在案卷上。
“启明,你记住,刑侦画像不是算命。我们说他孤僻、说他熟悉现场、说他可能有性障碍——这些都只是方向。方向能帮你少走弯路,但不能替你抓人。”
我那时年轻,急着问:“如果方向错了呢?”
“那就承认错了,再回到证据上。”
他在案卷封面上轻轻点了一下。
“刑警最怕两件事:一件是没有判断,像无头苍蝇;另一件是太相信判断,把证据按到自己的想法里。”
这句话,我后来在“4·19”案里反复想起。每当一个嫌疑人看起来“太像”时,徐克都会逼我们把理由拆开:像在哪里、不像在哪里,哪些是证据、哪些只是情绪。
小女孩死得惨。群众愤怒。领导着急。刑警有压力。
可愤怒、压力、情绪一旦替代证据,就会把人带进另一个黑洞。
“红衣女工”连环杀人案给徐克带来名声,也给他种下一种谨慎。他比任何人都相信,人心有一种叵测、有一种黑暗,这是犯罪的根源;但他也比任何人更害怕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鲁莽误伤无辜。
经验是刀。握得好,能剖开真相;握不好,就会伤人。
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徐克有一双“能看穿墙壁”的眼睛。他不是在看墙壁,他是在看墙壁后面的人心。
但徐克并不是冷酷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我见过最容易动情的刑警。
每起案子结案后,他都会一个人沉默很久。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还在想案子?
他摇头。
“我在想那些人。如果她们还活着,现在该在做什么。”
“红衣女工”连环杀人案之后,徐克入选了公安部专家库,成为全国闻名的刑侦专家;一年后,被提拔成盐南市公安局局长。
他在盐南市干了三年。
他说,那三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全省十万公安民警,只有十个地市级公安局。从普通民警做到地市级公安局局长,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他担任局长时已经五十五岁,属于大器晚成。他深知时间不等人,一生的抱负得抓紧实施——不然就来不及了。
但他忽略了盐南的民风。
地方志载:盐南历史悠久、人口稠密,西有大河阻隔、东有条山覆荫,土地有限,资源紧缺。故“冒耕河地,数起争讼”,民风好讼、善讼。
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改革越深入越触及各方面利益,碰到的问题和矛盾就越多。他想自己心底无私,可以勇往直前,但告状信基本没有断过。省纪委派人来调查过几次,搞得他灰头土脸。
一次他下乡调研,其中一个调研点是5A级旅游景区。旅游景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防踩踏、防事故、保安全,也是公安机关管辖的重点部位。他前脚离开,告状信就到了省厅——说他借调研之名行旅游之实,还配着导游给他做讲解的照片。
一次重大安保任务,他几个月没有回家,爱人周末从省城来看望他。告状信就到了省纪委——说他的“情人”来度周末,公车接送、公款吃喝。
每每想起这些,他就禁不住感慨万千。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对这片土地——不仅爱得深沉,还有一份无可奈何。
三年后,徐克调回省公安厅任刑侦总队长。和他同年同月出生的高志勇接他出任盐南市公安局局长。盐南市公安局的民警说,他们两人实现了“无缝衔接”,不仅同年同月出生,而且思路、作风也大体相似,简直是“双胞胎”前后任。
此刻,坐在越野车里的徐克,已经不是那个在盐南市被“告状”搞得灰头土脸的公安局长了,他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是公安部专家库的刑侦专家。
他只有一个任务——
破案!
“启明。”
他突然开口,打断我的思绪。
“你闻到没有?”
我吸了吸鼻子。车窗紧闭,什么也闻不到。
“这个季节——”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桃花开了,杏花也开了,油菜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如果那三个小女孩没有出事,她们现在也该在野外玩。她们去西沟——”
他停了一下。
“——是去捉蝌蚪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越靠近古丹县,路边的景色越安静,麦苗贴着地皮发绿,沟坡上的杏花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偶尔有农用三轮车从我们车旁慢慢过去。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太快——土路上坑洼多,车轮一颠,后座的勘查箱就发出沉闷的响声。
徐克一路上没有打盹。他膝盖上摊着一张古丹县交通图,用红蓝铅笔在西沟周边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孩子们可能活动的范围。
第二个圈,是嫌疑人能迅速离开的路线。
第三个圈,是熟悉地形的人才会选择的隐蔽地点。
每画一笔,他就停几秒,像在脑子里重新走那段路。
“如果是外地人。”他说,“他要先知道西沟,再知道窑洞,还要知道那个时间段没人。三个条件碰在一起——不是不可能,但概率低。”
我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村名:“本地人范围太大了。”
“范围大,也比没有范围强。”
徐克把笔放下。笔杆滚到副驾驶座边缘,停在手刹旁。
“破案有时候不是找到一条宽路,而是把走不通的路——一条一条封死。”
这句话后来在专案组里被反复提起。很多时候,刑侦工作看起来像前进,其实是在排除:排除一个人,排除一条路,排除一种可能。排到最后,剩下的那点空间,才是真相能站住脚的地方。
第3章 西沟窑洞
一个小时后,越野车拐进一条土路。车身颠簸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到达目的地——西沟。
西沟名副其实: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植被茂密。站在沟边往下看,杨树、柳树、桃树、杏树层层叠叠,绿意已经铺满沟底。四月,桃花和杏花还没完全谢尽,油菜花在远处亮得刺眼。
如果不是那阵或撕心裂肺或断断续续的哭声,这里几乎称得上是世外桃源。
“造孽啊——天杀的——老天爷不会放过你——”农村妇女把最恶毒的词都骂出来,也不解气。
副局长文丰虎迎上来,满脸疲惫,眼圈通红,声音嘶哑。他边走边简要介绍案情。
“昨天中午12点45分许,小学生张某——11岁、六年级,王某——10岁、四年级,李某某——9岁、四年级,三人从家中出发,结伴去县城西沟捉蝌蚪,当晚未归。”
他说这些时,每个字都很轻,但很稳。干了这么多年刑警,他知道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表情——是准确。
“亲属连夜寻找,于今天凌晨在西沟内一废弃窑洞中发现三人尸体。经现场勘查,技术人员在中心现场提取到:捆绑被害人的电线一根、塑料绳三截、打火机一只、黄山牌香烟烟蒂两枚、盛有蝌蚪的矿泉水塑料瓶五个、被害人李某某的背心一件、封堵小窑口的枣刺一堆。在窑洞下方的水渠内和水渠旁分别提取到被害人王某、李某某遗留的袜子。”(未完待续)
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