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垦时代”》的写作随想

　　段崇轩，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作协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研究与写作，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自由谈》“优秀作者”等奖项。
　　段崇轩的论著翔实严谨、视野开阔，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本版今日刊发段崇轩就其作品《“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撰写的自述，和一篇该书书评，以飨读者。

　　——编者

鲁迅先生的精准评判

　　一个独特的、灿烂的文学时代，总需要一个“亮眼”的名词去形容、概括它。譬如“百家争鸣”“盛唐文学”“魏晋风度”“启蒙文学”“荷花淀派”等等。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就被鲁迅先生概括为“开垦时代”。那是193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给山西一个叫“榴花艺社”的青年文学社团写信，其中称：“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先生还在信中谈到给“榴花”副刊寄木刻作品的不便，谈到当下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等。“开垦时代”只是先生顺便提到对山西文艺的一个印象，但恰恰是这一印象，反映了他对二三十年代山西文学的谙熟、肯定、微责等复杂心理和态度。时间已推进到30年代的“左翼”运动时期，但山西文学显然落后于北京、上海、南京等那些发达地区，这是让先生不大满足的。但山西创作阵容可观，奋力开拓，成果迭出，又是让先生高兴、欣慰的。而山西这种“开垦”状态，不正是不少省份、地域共同的文学情状吗？从这个角度讲，“开垦时代”也是当时多数地方共同的文学状态与风貌。
　　拙著《“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以鲁迅的精准概括、形象命名为题旨、为构架，在发掘大量史料资料、作家作品的基础上，经过仔细的爬梳剔抉、思辨综合，进而评述了在中国新文学的大潮中，山西文学的开拓、进取，曲折、蜕变，形成了百年山西新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拙著写作开始于2020年，经过五六年的辛劳、努力，最终获得山西省当代文学基金会的资助，202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顺利出版，这是让我既感慨而又欣然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鲁迅身边聚集了一个不小的山西青年作家群。1924年，高长虹在太原与数位同仁组织平民艺术团，创办《狂飙》杂志，不久就挺进北京，在古都创办了《国风日报》副刊《狂飙》周刊，他勇敢地去拜访鲁迅，促膝长谈，二人渐成师生、“战友”、朋友关系。高长虹深得鲁迅欣赏、信任，他们共同创办刊物，广交文学同人，忘年之交持续了十多年，但二人后来因人际、误会、观念等原因发生了一场不应有的“高鲁冲突”。“狂飙社”的另三位重要成员高歌、常燕生、阎宗临，以及石评梅、关露、吴曙天等，都曾聚集在鲁迅身边，在生活中受到鲁迅的关怀、相助，在创作上得到鲁迅的鼓励、指教。
　　山西当时还有几位青年作家，虽与鲁迅没有直接的接触、交往，但也受到了鲁迅的关注、扶持，如高沐鸿、李健吾、唐诃、田景福等。山西十几位文学才俊，在二三十年代同鲁迅的交往、共事、学习、通信，使鲁迅了解、熟悉了山西新文学的发展、概况、特征，他信笔写下的“开垦时代”四字，就概括了山西新文学的特点与风貌。
　　中国新文学发端于何时？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与表述。在拙著《“开垦时代”》中，我把山西新文学的发轫定在1905年。这一时期，在全国的留学日本潮流中，山西的进步留学生景梅九、景耀月、王用宾等，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还创办了新型社会文化刊物《第一晋话报》《晋乘》等，主旨是“输入文明，改良社会”，在刊物中开设有“文艺”“小说”“戏曲”“时评”“诗词”等多种栏目。景梅九发表了过渡性白话短篇小说《情园》《一夕雨》和长篇小说《玉楼影》等。景耀月发表了大量诗词，还在《民吁日报》发表《贵公子》、翻译小说《虚无党奇谈》等。山西文学拉开了新文学的壮阔帷幕。此后，中国新文学历经“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山西新文学与文学大潮与时并进，在各个时期都有出色表现和重要成果；但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内容和艺术个性，成为中国新文学版图上一方重要板块。

全国文学与地域文学

　　我在《“开垦时代”》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全书题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新文学，已然是一段被简化、被淡化、被固化了的文学史；那时的文学，全国与地域、中心与边缘，处于不断的交汇、流动之中；重新发掘、阐释山西新文学，可以窥见中国新文学发轫时期的种种‘独特风景’与‘演变轨迹’。”
　　董大中说：“20世纪山西人民向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高长虹发起成立狂飙社。”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文坛上文学流派蜂拥而起，其中“狂飙社”是独树一帜的一个社团、流派，主张激进的个性解放、表现主义创作倾向，团结了山西乃至全国的一大批文学青年。其中核心成员是山西的高长虹、高沐鸿、高歌、段复生、藉雨农等，外省一些有实力、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也纷纷加盟。该社创办文学刊物、开展文艺活动、倡导文学革命，活跃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城市，像“狂飙”一样掀动着文学的波澜。
　　山西新文学在4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创作思想与方法上的多元、互补、共生的态势与格局。景梅九、石评梅、高长虹、姚青苗、李健吾、高沐鸿等，既有浪漫主义作品，也有现代主义作品，呈现出“开垦时代”的瑰丽“风景”。现实主义是20世纪山西新文学30年代到40年代兴起的重要创作潮流与方法，田景福、赵树理、李健吾、贾植芳、张颔、常燕生等的创作，使文学回归现实、回归民众，开拓出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道路。正如严家炎所概括的：“总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相互对抗，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组合，这就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

源头与后浪之间

　　几十年来，身在文坛，我深切感受到，不管是文学圈里还是圈外的人，对山西新文学的了解、认知，几乎是一片模糊、空白。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几百种，但其中论及山西新文学发展、作家作品的却很少。人们熟悉知道的是山西20世纪40年代之后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状况与作家作品，以为那就是山西新文学的开端。山西新文学40多年的历史，人们知道的是后10年，前30年却在有意无意中被我们割断了、淡忘了。山西现代当代文学史是一个整体，过去称百年文学史，现在已有120年历史。我们要把这段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当作一个整体、系统，去观照、去研究、去书写。
　　山西新文学史，新时期以来有所发掘、研究。对山西新文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董大中先生。我跟董老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相识了，40年来交往甚多，关系深笃。我是在他的影响、帮助、鞭策下，走上山西新文学研究，并最终完成了《“开垦时代”》一书。2023年我的书稿杀青，我请他作序，他欣然允诺，很快完成。生前他的“序言”在《黄河》发表，但却未能看到拙著的出版，让我很是惋惜。
　　《“开垦时代”》力图在中国新文学的洪流中，展现山西新文学与全国新文学的关系，山西新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演变轨迹。呈现鲁迅所谓的“开垦时代”的壮阔、奋发图景。
　　百年前的山西新文学，形成了第一个文学高峰，它勃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鲁迅无意中“命名”为“开垦时代”的；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又形成了山西文学的第二个高峰，称为“山药蛋派”。又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涌现了山西文学的第三个高峰，被称为“晋军崛起”。三个文学高峰，跨越百年历史，遥相呼应，形态各异，显示了山西文学文化的长盛不衰，启迪、激励着山西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

段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