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是著名的戏曲之乡。不仅有戏台，更有热爱戏曲的人。
晋中的平川可谓“村村有戏台”，山区则“大村有、小村无”。进入夏季，春播结束，晋中大地就掀起唱戏赶会的热潮。各个乡镇、大点的村庄都会请有名的戏班唱7天大戏，小点的村庄也会三三两两联合起来“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村镇像约好了似的，按顺序唱满整个夏天。
这一时期，也是走亲访友高峰期。自己村镇唱戏，是一定要请远点的亲戚来自家住的，摆酒席款待、一起去看戏。亲戚来得多、席面大，似乎成了一种荣耀。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奶奶一准儿会安排我的父亲和姑姑把家里的亲戚们都邀请一遍，或是托人带话或是骑车上门，多次表达我们的盛情。
“大戏”往往会在第一天的夜里起唱。黄昏的时候，奶奶就做好了晚饭，天还没黑，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了。爸爸推着自行车，后面坐着奶奶，我是奶奶的“跟屁虫”，走在自行车后面。这个“跟屁虫”的机会，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先是奶奶喊着我的乳名，说“跟奶奶去看戏去”；父亲听到后，便大声呵斥：“小孩子，夜里出去不安全，还没开戏就睡着了”；我呢，则马上绷起脸，装出一副欲哭未哭的样子，好像只要父亲进一步阻止，我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这时，奶奶也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我孙子不去，我也不去，你去吧。”于是，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我，后面载着奶奶，奶奶手里提着小马扎，父亲拉着脸，慢悠悠地向戏场蹬去。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是最早到的那一批人。奶奶先把马扎放在戏台下的空地上，自己坐好后，让我坐在她的腿上，然后扭头和周围的“老伙计”们打招呼。周围都是奶奶的老相识，他们在几十年的赶集、唱戏中早已熟悉。
天渐渐黑了，戏台上灯光亮起来，大幕还拉着。远远地，就听见锣鼓家什“咚咚咚——咣咣咣——”地响起来，一声比一声急，敲得整个村子都热腾起来。奶奶说，这叫“打通”，是在通知十里八村的人——戏快开了，赶紧来！
果不其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以中老年人居多。人群里还夹杂着卖瓜子、卖水果的小商贩。我的目光开始跟着商贩跑。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从口袋里摸出几颗苹果或李子，塞到我手里：“你姑姑给我买的，你先吃。”我接过来，眼睛还是往商贩那边瞟。奶奶就把走过来的小商贩叫住，买一块钱的瓜子。我们祖孙俩一边吃着姑姑买的水果，一边嗑着瓜子等开戏。就在我快要坐不住的时候，喇叭里终于响起“呜哩哇啦”的唢呐声，奏的是一曲《小开门》。大幕拉开，戏开始了。
那时候，我上小学二三年级，字还认不全，就自告奋勇当起了奶奶的翻译官——一字一字地，给奶奶念戏台两侧屏幕上的戏词。周围的爷爷奶奶们，也时不时地问我——这个角色是谁？那个大将怎么被杀了……我一知半解地回答。
也就是那个时候，奶奶告诉了我《下河东》《算粮登殿》《芦花》《打金枝》等戏曲故事。伴着高音喇叭里的婉转唱腔，我知道了“生旦净末丑”，知道了“白脸是奸臣、红脸是忠臣、黑脸是正义”。奶奶一遍一遍告诉我，做人要像杨宗保一样，保家卫国，千万不能做潘仁美，那样会被人唾弃。她还偷偷地感叹：“要是我孙子能当个包文正就好了，那是大官、好官，老百姓最喜欢的官。”就这样，在这个普通的乡村戏场里，奶奶通过戏曲故事，教育了我一年又一年。我对是非曲直的认识，在“咿咿呀呀”的唱词中萌芽、定型。
奶奶讲着讲着，舞台灯光在我的眼中开始变得模糊，然后文武场伴奏也慢慢混杂起来，听起来似远非远、似近非近。在奶奶的怀里，我沉沉地睡着了。
夜戏散场一般要在晚上十一二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父亲载着奶奶，车把上挂着马扎，我就蜷缩在奶奶的怀里，随着人流涌出了戏场。回去的路上，皎洁的月光下，父亲一边蹬着自行车，一边和奶奶聊着戏和看戏的人。好几次，我醒了，也会不时地插几句嘴。
后来，奶奶走了，父亲也老了。每年夏天唱大戏的习俗一直没有变。每年七月，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人就像候鸟一样往戏场赶。台上一声长叹，台下千年回响。
梁耀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