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颠簸，人在其中，如同怒海中的一叶扁舟。从运城出发，往西南方向，过永济，一路都是这般光景：苍黄的天、苍黄的地，连偶尔从窗外掠过的村庄，土墙也是苍黄的，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用黄土捏成的，还未曾干透。人坐在车里，一颗心也随着车身的颠簸起起伏伏，渐渐地，竟生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来。
我来这里，是为了追寻一个影子，一个高鼻梁、蓝眼睛，却穿着八路军粗布军装的影子。
一九三八年春天，那个人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奔向延安的，只是，他比我早了八十多年。那时，这里没有平整的公路，只有被战火和马蹄踩得稀烂的土路；他乘坐的也不是安稳的汽车，而是有时步行、有时挤在拉货的卡车里，一路风尘，从武汉辗转而来。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延安；而他要过的那个渡口，叫风陵渡。
终于，在薄暮时分，我站到了黄河边。这里是风陵渡，晋、秦、豫三省的交界，黄河从北面龙门咆哮而来，到了此处，受地形所束，猛地折向东去，形成一个近乎直角的拐弯。河面在此豁然开朗，水流却并未变得驯顺，依旧是浑黄、浓稠的一河浊浪，一股脑儿地涌动着，打着旋儿，卷起无尽的泥沙，沉默地、却又势不可挡地向东流去。
风很大，吹得人衣袂飘飘，几乎站不稳。我望着对岸，远看潼关，群山在暮色中化作一道道黛青色的剪影，如同凝固了的海浪。渡口早没了当年的模样，不见一条木船，也不见一个艄公。只有这风、这水、这苍茫的天地，还是旧相识。
我闭上眼，试图在脑海里拼凑出那个渡河的黄昏。
那是八十多年前的暮春，冰雪已经消融，黄河正是涨水的季节。他——诺尔曼·白求恩——一个四十八岁的加拿大医生，从温哥华出发，漂洋过海，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终于站到了黄河边。他要去延安，去见那个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读到的传奇人物；而要抵达那片红色的圣地，他必须先渡过眼前这条暴烈的、混沌的大河。
渡口停着几艘陈旧的木船，船身吃水很深，被浑浊的浪花打得湿漉漉的。要过河的人和牲口挤在一起，有赶集的庄稼人、有牵着毛驴的老乡，更多的是操着各种口音、准备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他夹杂在人群中，那个子高大、颧骨突起、满脸络腮胡的外国人，显得格外扎眼。他身上穿的一套西装早已皱得不成样子，皮鞋上也沾满了泥浆，但他的眼神，却像身后的河水一样，深沉而又执拗。
艄公们大多是沉默的，古铜色的脸上刻着与风雨搏斗的印记。他们解开碗口粗的缆绳，撑着长长的篙，吆喝着，船启动了，离开浅滩，摇摇晃晃地驶向中流。
我仿佛看见了那一幕。船至中流，整个世界只剩下两种颜色：灰的天，黄的水。岸上送别的呼喊，瞬间被河心的风吞没。风声不再是呜咽的低语，而成了千万头猛兽的咆哮，压得人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河水不再是流淌，而是翻涌，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在船边张开大口，又旋即闭合，似乎随时要将这小小的木船连人带物吞入腹中。
船身剧烈地倾斜，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落谷底。船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浑浊的河水劈头盖脸地打进船来，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冰冷刺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几个年轻人忍不住惊呼出声。艄公们却像钉在了船板上，身子随着船的摇摆而律动，他们紧握着舵，嘶吼着粗犷的号子，那声音压过了风声、压过了水声，是这片土地上最原始、最顽强的生命力。
他——那个外国人，在这场冒险中，却没有一丝的惊慌。他紧紧抓着船舷，身子随着巨浪起伏，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河、没有离开过这些与命运搏斗的人。他的蓝眼睛倒映着浑浊的黄河水，或许在想：这翻滚的浊浪，不正如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苦难吗？而这些拼尽全力要将船划向对岸的艄公，不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倔强的魂魄吗？渡河，在那一刻，不再仅仅是一段地理上的跨越，而成了一场庄严的洗礼。只有闯过这一关，似乎才有资格踏上那片将要燃烧的土地。
船，终于靠岸了。在船身即将触到浅滩的一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艄公跳进冰冷的水里，用肩膀死死顶住船身，将它稳稳地抵在滩上。人们慌忙踏上岸，那一刻，许多人腿一软，跪倒在河滩上，抓了一把湿漉漉的沙土，放声大哭。那不是悲伤，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最后一个走下船。脚踩上坚实的土地，他回头望了一眼那条还在咆哮的黄河，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纷乱。然后，他转过身，大踏步地走向了那片黄土高原深处。前面，是延安；前面，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多时间的全部意义。
夕阳终于沉下了河面，最后一丝余晖将黄河水染成了铁锈般的暗红色。我从沉思中醒来，风似乎更冷了。渡口早已恢复了寂静，只有河水，依旧不舍昼夜地流淌。
一年半以后，他倒在了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的手术台上。一次手术中的感染，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起这个渡河的黄昏吗？会想起那个浑浊而又无比清晰的对岸吗？
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我似乎明白了：对于有些人来说，生命不是一条安安静静的小河，可以稳稳地淌入平原；他们的生命，注定要像这黄河一样，穿越最深的峡谷、冲过最险的浅滩，在断崖处跌落成瀑布，在拐弯处撞击出雷霆。
夜色渐渐笼罩了风陵渡。我转身离开，不再回头。身后，是那条不息的大河；心里，却多了一个渡河的黄昏。
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