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暮，在北京读书的我，一个人往陶然亭去。
不为别的，只因为早就听说，那里长眠着一位山西的故人。
陶然亭的柳，绿得比别处更早一些。水边一树一树的烟柳，风过时便拂起千丝万缕的柔波，仿佛与湖水商量着，要将这一池春色揉碎了，均匀地分给每一个过客。可我无心看柳。沿着石桥南去，在锦秋墩的北坡前，寻见那一方汉白玉的墓碑。碑上镌着那首著名的言志诗，短短二十四字，却比满园的杨柳更让人牵肠挂肚：“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那位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的青年，从这里走出，二十九岁，彗星一般划过夜空，却把整个时代照亮了一瞬。他的故里名叫静乐，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山河破碎，又何曾有过一日的静与乐？我想起离家来京求学的那天清晨，母亲在太原站送我，列车启动时，车窗外闪过的太行山影，层层叠叠，像一道沉默的脊梁。那时我忽然明白，我的故乡山西，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一个普通省份，而是一群人的名字——高君宇、贺昌、彭真，还有那些在文瀛湖畔点燃星火的青年们。他们离开时，也不过是我这个年纪。
思绪从陶然亭飘回来，飘回太原。我仿佛又站在文瀛湖南岸的省立一中旧址前，那里曾是明清的贡院，后来成了山西公立中学堂。青砖灰瓦的老楼，如今已是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一百年前，就在那扇门后，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围坐在方桌旁，成立了山西第一个党组织。那时候，恐怕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星星之火，后来竟真的燎原了。
我忽然觉得，北京陶然亭的风与太原文瀛湖的波，原是通着的。风从北京来，裹挟着高君宇墓前的松柏气息，一路向西，掠过太行，吹到文瀛湖上，便成了一池涟漪。那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像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接力——湖面的水纹终会归于平静，可水下的暗流，却从未停止奔涌。
放假回家，走出太原站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地铁站里明晃晃的灯光与川流不息的人群。迎泽大街上，车流如织，两旁的行道上国槐蓊蓊郁郁，洒下一路清凉；汾河两岸的灯光带，到了晚间便亮起来，映得河面流光溢彩，恍若一条流动的锦缎，几乎要让人认不出这条曾经枯瘦过的母亲河。我小时候常去的那条老街，如今拓宽了，平整的青石板路一直铺到巷子深处，两旁的国槐比记忆里高出了许多，枝叶交错，筛下满地的光斑。
变化是这样快，快得让人有些恍惚。有时候走在太原的街头，我会想，如果那位静乐的青年今日归来，他还能认出自己的故乡吗？许是认不出的。但他当年在文瀛湖畔种下的那粒种子，而今确已亭亭如盖了。那粒种子，飘过了陶然亭的墓碑、飘过了省立一中的老楼，最终落进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片风吹不倒、雨催不毁的森林。
我常常想起陶然亭里那句诗。宝剑与火花，听起来是那样壮烈，壮烈得仿佛与我们这个和平的年代隔着千山万水。可细想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宝剑要磨、都有自己的火花要点。那一代人的使命是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我们的使命，是建设一个新家园。使命不同，但那份“生如闪电”的热忱，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必人人都去做划破夜空的彗星，但我们可以做深夜里的一盏灯，哪怕只照亮脚下的一寸路，也算是不负这一场青春的奔赴。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每次走过文瀛湖畔，看着那些老照片里年轻而坚定的面孔，我总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生在那样一个年代，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勇气？而今天，生在这样一个年代，我又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接住他们递过来的那束光？
答案也许并不在远方，就在脚下的这座城市，就在那些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街巷里。我不必去远方寻找所谓的“建设”，因为家乡本身，就是我的战场。那些新修的学校、那些正在改造的老旧小区、那些等待被书写的新故事——都是我可以扎根的地方。我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知道她的过去，也看得见她的现在，而她的未来，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人，一笔一笔地去描画。
今夜，窗外又起了风。我推开窗，想让风吹进来。只有草木的清气，淡淡地弥漫在初夏的空气里。这风，是从陶然亭吹来的吗？还是从文瀛湖吹来的？我想，大约是从一百年前那个春天吹来的吧。它吹过高君宇的墓碑、吹过省立一中的方桌、吹过无数人的青春，终于吹到了我的窗前。
我伸出手，想让这风在掌心停驻片刻。风从指缝间漏去，像时光一样从指缝间漏去，只留下一掌温凉。可我分明感觉到，那风里带着温度，不冷不热，刚好够温暖一颗年轻的心。而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阵风的一部分，吹过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吹进下一场春风里。
朱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