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红《家园故旧》读扎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鲁迅先生“不能够”，大部分中的“我们”，也是“不能够”的。于是，对昔日之情与景的回忆性书写，便成了大部分作家走向创作之路的重要选择。王继红的《家园故旧》就是这样一部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作品：“说到旧情、旧景，总要从世事的变迁中，去追寻那些逝去的老人、砍掉的老树、拆去的老房子。”该散文集以对旧人旧景的追索为贯穿性主题，在记忆的余烬中，围绕“干娘、复生先生、书林先生和张立明”等故人，以及“老井、小河、山、水、树”等昔日物象重构旧日图景，用文字留住岁月的温情。
　　散文集开篇的《轨迹》，不仅仅是诸如伯父、“我”等个体命运沉浮的真实记录，更是一种存在意义层面的书写。将“我”抛在京广线上“花园”小站的老式火车，也曾将伯父载出中条山。“我”与伯父在不同的时间刻度上，开启了相似的漂泊。我们的离开看似出于不同年代具体的主客观条件：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还没有枪高的伯父为了吃饭而参军，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土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几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鄂省小城安陆，希望找一份工作，但“始发站”却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作者笔下几乎没有多余的辞藻，仅以直白朴质的文字带领读者一起走进鄂北小城：“它的街巷是弯弯的，街巷两旁是褐色陈年木质构造的两层小楼，铺面里暗暗的，很有些早年的电影《林家铺子》的味道。”这种审慎的克制，绝非叙事能力的匮乏，而是存在经验的忠实映射。
　　当《轨迹》中茫然而心怀对生活无限热爱的少年，驾驶轰隆隆的拖拉机走过坎坷波折的六七十年代，深埋于内心的“诗意”的种子，终于在开放的春雨的浇灌下发了芽。《我与〈山西文学〉的擦肩而过》记录了作者在20年代80年代初的几次投稿经历，虽然作品终究不曾发表，但也收到了编辑部的真诚反馈。谈起旧事，不无惋惜，想起故人，又深怀感激：“我怀着怯懦的心情，表达着对张老师的感激之情，实则也是我对文学之梦深情的告别仪式。”如果说《轨迹》与《我与〈山西文学〉的擦肩而过》主要聚焦的是人的命运流转，散文集中对旧景的书写，则指向了对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追问。在时光的无情裹挟下，连旧景留给作者的都只剩下“朦胧的、诗化的”的印象。虽然散文题目是《那条小河》，但这并不是自然科学式的实地考证记录，它仍旧是文学的，是诗的。自然的地理坐标在这里只是载体，承载着故乡阳城独特的风俗人情。随着作者回忆的深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是一部纪录片，声色鲜活。镜头对准三月庙会吵吵嚷嚷的街道，活跃着舞枪弄棒卖狗皮膏药的手艺人，远处的背景是高亢嘹亮的上党梆子。在这一派喧闹之中，作者回忆起母亲的话，“我们都是些草木之人，草木之人也就是凡夫俗子。”与中条山上的草木一样，中条山上的乡民同样是被宽阔河道中自由流淌着的甜水哺育长大的。草木顺应四时，不争不抢，乡民顺应命运，不妄不求。这一质朴的生命哲学，使文本超越了对过往简单的追忆，从而抵达对世界人生的深层次思考。
　　小河的命运宛如整部散文集的精神缩影，有形的故人旧景在时间中消逝，无形的记忆与书写却在空间中重生。于是，《家园故旧》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一首回响在中条山上，乃至整个黄土高原上的连绵不绝的诗篇，流淌的濩泽水是诗篇的灵魂，充满劳绩的个体的剪影和群体的命运“轨迹”是河道边积下的五光十色自成世界的沙粒，也是厚重历史书上拂之不去的尘埃。

杨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