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带给山西影视的启示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亮眼票房成绩成为2026年中国影坛的一匹“黑马”。这部无明星、无重金宣发、全程方言的电影，从潮汕地区出发，凭借口碑一步步走向全国，创造了方言电影的奇迹。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让业界重新审视“好作品的标准”，也为包括山西在内的文化大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创作启示。
回望山西影视的发展历程，这片土地曾产出过许多在全国叫得响的经典作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饱满的时代气息和鲜活的农村形象，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暖春》用质朴的情感讲述人间真情，创造了小成本的票房奇迹；贾樟柯导演的“汾阳三部曲”以纪实风格记录时代变迁，屡获国际大奖；电视剧《乔家大院》以晋商传奇引发全国关注，至今仍是观众心中的经典。这些作品的成功，无一不是扎根生活、尊重情感、真诚创作的结果。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究竟给当下的影视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启示？笔者认为，其核心在于两个字——“新”与“真”。
“新”：用当代审美激活厚重文化
《给阿嬷的情书》的“新”，并非来自前沿技术的堆砌，而是来自叙事节奏、表达方式和选角逻辑的全面更新。它讲的是旧时光里的侨批故事，却用轻松的外壳包裹深沉的情感内核，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落泪、在感动中思考。
对山西而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恰恰需要这种“当代转化”。山西不缺好故事——晋商的诚信、走西口的艰辛、抗日根据地的烽火，都是绝佳的创作素材。但如何讲给今天的观众听？一个可行的路径是：放下“史诗叙事”的惯性，转向“个体叙事”的轻盈。不必每部晋商题材都从康熙年间讲到民国，不妨尝试一个票号学徒的十年；不必直接拍摄梁思成与应县木塔的纪录片，不妨讲述一个现代守塔人的一天。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用一本侨批账本串联起几代人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用一壶醋、一座大院、一位守庙人的日常，去折射时代的变迁。
同时，在选角逻辑上也可以“新”起来。山西有大量戏曲剧团、民间艺人，他们的方言、神态、肢体语言是天然的资源。与其迷信流量明星，不如让“对”的人演“对”的角色——拍吕梁故事就让吕梁人演，拍醋坊故事就让酿醋师傅出镜。一张真实生活磨砺出的脸，往往比任何精致妆容都更有说服力。
“真”：在具体的人和事中寻找力量
《给阿嬷的情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真”。这种“真”不是简单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是人物在面对命运时，选择去做具体的事、过具体的日子、爱具体的人的“真”。阿嬷得知真相后没有崩溃痛哭，而是转身去洗橄榄——这种“举重若轻”的处理，比任何煽情都更有力量。
山西影视历来有“扎根生活”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更应发扬光大。创作者需要走出书斋，走进田间地头、工矿车间，去发现那些“具体而微”的故事。山西人的性格中自带一种“做具体的事”的坚韧——面对困难时不诉诸言语，而是沉默地磨一把镰刀、仔细地擦一双布鞋、认真地打一壶醋。这些日常动作里，藏着比戏剧冲突更动人的力量。
值得欣喜的是，这种创作取向已经在山西的影视实践中显现苗头。近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持续关注和扶持了一批聚焦乡土或底层叙事的青年导演作品，山西本土也涌现出一些关注小人物命运的中小成本影片。这些尝试或许规模不大，但它们证明了一个道理：观众不会被套路打动，只会被真诚打动。当创作者愿意俯下身去倾听这片土地上的呼吸，作品自然会拥有穿透屏幕的力量。
“鉴”：培育“腰部电影”成长土壤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典型的中小成本“腰部电影”。它的成功证明：电影行业不能只盯着头部大制作，那些扎根生活、深耕细节的中小成本作品，同样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对山西而言，培育“腰部电影”有着独特的优势。省内老牌电影制片厂有着多年的创作积淀，本土的国际电影展已经成为挖掘青年导演的重要平台，贾樟柯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人也在持续关注和支持本土创作。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创作生态。
一个可行的方向是：让剧本孵化、平台扶持和跨界涌入形成合力。设立孵化“山西故事”的青年剧本计划，面向全国征集关于山西的好本子，给予资金和导师支持；依托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创投单元，为中小成本项目争取更多曝光机会；降低跨界门槛，让更多热爱故事的人有机会拿起导筒——刘慈欣、宁浩等的成长路径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必每部作品都追求《流浪地球》的体量，但每年有几部《暖春》这样的作品，山西影视的生态才能真正健康可持续。当“腰部电影”在这片土地上蔚然成风，下一个从山西走出的票房奇迹，或许并不遥远。
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当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至少告诉我们：观众从未抛弃电影，他们只是在等待值得信任的好作品。当创作回归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当叙事回归对情感的真实表达，观众会用脚投票、用心传播。
山西影视有过辉煌的历史，也必将有光明的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新”而“真”的作品从三晋大地走出，像当年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像今天的《给阿嬷的情书》一样，打动全国观众的心。
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