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佳骏散文集《天生斯民》

　　在散文集《天生斯民》的首篇《去柳青故里》中，吴佳骏将柳青创作带给他的启示，归结为三点：“一、人格始终是作家的立文之本；二、经验始终是作家的立文之核；三、审美始终是作家的立文之魂。”这三点也可以看作是吴佳骏的“立文”理念。《天生斯民》（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中的作品，都打上了他人格精神、人生经验和艺术追求的标签，由此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文本样态。
　　吴佳骏的散文创作具有很高的辨识度。首先在于他始终以“人”而不是以“志”“情”“景”“物”作为书写中心。他文中的“人”既不是大写的人，也不是为小情小调、琐碎烦恼所缠绕的人，甚至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或边缘人群，而是他在生活中认识、接触或看见的一个个特定的人。虽说这些人物的身世、行为显得特异（如：暴躁的驯狗者，用一生时光寻找失踪女儿的老人，用砖头练毛笔字的瘫痪青年），但是，在对人物的坎坷命运与灵魂风景的叙述中，总能照见普遍人心，照见我们自己。这源于作者写人物，旨在透过人物的遭际和行为，窥探灵魂的风景。《灵魂遗物》中的手机充电线，被称为“灵魂遗物”，它是破解李红隐秘心理的物件。在《对一个秋天的追忆》中，“我”帮重病老人拍摄的照片，是一幅“灵魂的风景”。《肉体生长的地方》写故乡，把故乡视为“不仅是我肉体生长的地方，也是我灵魂诞生的地方”。《夜晚知晓一切秘密》揭开的“黑夜的秘密”，不仅“暗藏着人间的生死疲劳，也暗藏着人心的波涛狂澜”。在这些作品中，对物件、身体、苦难的描述，最终都落在了灵魂遗物、灵魂风景、灵魂诞生、人心波涛的精神画像上。
　　以“人”为书写中心，而且试图写出人生的悲苦因缘，这就形成了《天生斯民》人物传记的叙述模式。以散文为世间人立传，自然需要遵循真实性的原则，也要避免写成生平事迹的流水账。为此，作者截取人生片段或特定事件作为人物传的骨架，在因果追溯中补充人物的生平和行状，或以打听、探访、交往的方式，补叙人物命运变故和特定事件的发生逻辑及其带来的精神创伤。由此，人物的经历、命运、心魔和结局，就相对清晰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达到了为天下斯民造像的叙事效果。
　　作者在给人物立传时，自己以“讲故事的人”的角色在文中出现，以便灵活操控叙事，把零碎的素材组构成有起伏转折、符合性格逻辑的人物故事。《天生斯民》中的篇章，大部分是讲述别人的故事，作者在文中担负的是故事讲述者、人生观察者的角色。《灵魂遗物》开头写道：“真正适合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已经死去。我不过是替死者在修复他生前的记忆，以使其尚活在人世的亲人不至于那么痛苦，从而获得些许宽慰和勇气罢了。”此文通过李红、李红的前夫、李玉清的班主任、李玉清的同学的讲述，逐渐剥离李玉清离世的动因。在《被逐出天堂的人》的开头，作者同样以“讲故事的人”进入叙事：“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讲故事的人”的角色设置，使作者与笔下人物的故事保持合适的距离，无须滥发议论，同时又能把自己摆进人物命运的叙述中，观察、见证、讲述、触摸人物的遭遇与灵魂。
　　写散文，不把笔力用在抒情言志、写景纪游、体物感怀上，而化身为“讲故事的人”，这已接近小说的写法了。确实，吴佳骏的散文创作，带有“小说化”的痕迹，或者说借用、化用了小说的诸多叙事技巧。这是一种文体的探索与越界，体现了吴佳骏的散文观。吴佳骏曾说，“散文从散文终止处开始”，当写作者“不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散文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这是吴佳骏秉持的散文文体意识，一种不拘泥于传统文体观的自觉意识。《天生斯民》中的多半篇章，都以单独成段的简短句子开头。如《对一个秋天的追忆》开头句子“我原本是要独自去乡间拍照的”，极富叙事的张力。吴佳骏深刻认识到，记忆与故事的开启，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句子。
　　吴佳骏散文的写法活泛老道，其人物故事却曲折沉重。他是人生、生命的深度观察者，其背后有对生命本身的悲悯，有向往光亮的一颗赤诚之心。用吴佳骏在《天生斯民》中的话来说，“我是属于夜晚的”，同时“我特别渴望光”，这就是他的辩证法。凝视黑暗是一种能力。在暗夜面前闭上眼睛的写作，只能说明作家缺乏凝视黑暗的心力，“特别渴望光”给了吴佳骏穿透黑暗的心力和笔力，“黑夜的供词”与“生命的证词”在他的叙述中合而为一。
　　当我们说散文集《天生斯民》具有很高辨识度，并不意味着吴佳骏的散文创作已形成了稳定或固定的写法和风格，而主要是指这部散文集所体现的思想与艺术特性。实际上，在散文的文体、题材和写法上，吴佳骏一直在变，在探索。他能在散文创作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源于他是一位顽固的、坚定的散文写作者，创造力旺盛，不断实验新的写作方式，不断敞开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魅力和可能性。

李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