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县教育局工作那些年，是有“官帽”的，但“张认真”这个名号却比他那芝麻大的“官帽”要响很多。
1985年，我师范毕业分配时，父亲已是县教育局领导，管人事分配的就和他住隔壁。有人提醒父亲提前招呼一声，把我分到县城。可父亲却说：“嗨，人多了哈，都去打招呼咋行，咱就不添麻烦了。”于是，我这个县教育局货真价实的“干部子弟”，被分到了距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古城。
一次，父亲和教育局的其他两位领导到古城检查工作，他指名道姓提出要听我一节课。这事再往后搁搁，也许就不是啥事，不就讲一节课，有啥难的！但当时，对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连我同事都向我嘀咕：“你爸真不愧是‘张认真’，别人躲都躲不及，他却上赶着点你名。”我却知道，他能钦点我名，而没听我的“推门课”，已经是不错了。啥是“推门课”？就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随机坐你教室里听课。父亲听“推门课”和他“张认真”的大号一脉相承，一样出名。
那次我讲的是彭端淑的《为学》。说实话，当时我也好头大，生怕讲砸了把脸丢教室里。那天晚上，为了备课，我几乎熬了通宵，第二天，是戴着狼狈的黑眼圈上讲台的。下课后，又几乎是抱头鼠窜地回了办公室，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想不到父亲随后就进了门，乐乐呵呵地说：“好好干！课不错，很有潜力，将来当个教学能手。”父亲可是认真、严格加铁面无私出了名的哦，能得到他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临了，他又认真讲评了我的课，并提出几点改进意见。后来，我还真不负他望，获得了“教学能手”的光荣称号。
我从古城调往县城时，父亲依然还在县教育局。县城学校，那是多少眼睛盯着的天花板，即便有两把刷子的，也不好进啊！时任校长在决定我的去留时，依然倍加谨慎。他私底下向我原单位领导打听我的底细，结果那领导说：“她父亲‘张认真’你不很熟嘛，放心哈，一个大认真、一个小认真。”就这样，父亲“张认真”的名号，把校长心里悬着的秤砣按到了肚底。此事每每提起，我都骄傲满满，为父亲，也为自己。“认真”二字更成为我后来扬鞭奋蹄的动力源泉。
那年我带初二，班里一个孩子的父亲意外身亡。父亲知道后，建议我带头在班里为那个孩子捐款，同时要我准备一个笔记本，让大家把想说的话都写下来。他说，钱不在多少，作为班主任，要培养学生的爱心，既会爱自己，更会爱别人，提升班级凝聚力，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班集体的温暖。他还说：“班主任工作必须要细，要获得学生的心，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这也是他常常嘱咐我的一句话。去那个孩子家时，他又亲笔替我以班主任名义写了一副挽联。这事以后，我发现我班同学的心真的更齐了，我这个班主任的威信也更大了。从此，我的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应手，“小认真”的名号也更响了。
民办教师转正那会儿，实实在在干了十多年民办教师的母亲没能转正。有好心邻居建议母亲让父亲操心找找跑跑，父亲却很认真地说：“算啦，咱不给人添麻烦。”就这样，母亲后半辈子，每当提起此事，都会耿耿于怀：“唉——，和我一样的都……”这也成为父亲这辈子对母亲最大的愧疚。
关于父亲，难忘的事太多了，都在“认真”这绳上串着，随便撸下一件，都足以让我赋能满满。我很感激他给我留下这么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使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无论走得多远，都不会偏离轨道，过去是，现在是，以后还是。
张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