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浦歌小说集《野生家庭》

　　《野生家庭》这部小说集以14篇彼此关联又独立成章的小说，构筑了一个荒诞而又无比真实的文学世界。它以其粗粝、充满张力的语言和出奇的隐喻，将我们抛掷进一个仿佛被现代性遗忘的“史前时代”。在这里，时间并非线性行进，而是一种周而复始、不断轮回的闭环。可以说，小说集的核心，便是对这个“野生家庭”在重压下，如何挣扎、抗争的深刻展示。
　　小说集命名为“野生家庭”，其深意在于构建了一个人与动物互相对应、深刻互喻，甚至相互转化的寓言系统。在这部作品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传统边界被作家彻底打破。
　　在浦歌笔下，动物并非单纯的田园或自然的象征，也绝非简单的隐喻或陪衬，而是被赋予了与人类同等甚至更深邃的灵性与主体性。如作家阎连科所说：“《野生家庭》中的狗、骡、羊、鱼、蛇、鼠和麻雀等，它们不是动物和鸟雀，而是人和人类的本身——至少是人类生命中的一部分。”《圣骡》中，被奉上土炕的骡子，与住进骡圈的一家人，完成了荒诞的空间对调。《麻雀王国》中，成群的麻雀不仅是啄食柿饼的灾祸，更是与父亲日久年深的病痛所对应的、无形厄运的可见军团，它们成为“命运”的化身。而《羔羊》中被养育又被宰杀的母羊，则是这个家庭中温情与牺牲的短暂闪现，其死亡带来的“含混的叫声”，持续震荡着“我”童年“最隐秘、最柔软的那根神经”。与之对应，人也显现出了强烈的动物性。父亲时而如暴怒的野兽，时而如阴郁的蛇，最终魂灵被封入狗皮。这种人与动物的边界模糊所呈现出的人兽互喻，并非魔幻的炫技，而是对生存境遇下的极致书写。
　　小说集中的小说均延续了作家前作《一嘴泥土》中的家庭结构和人物关系，它们以“我”（大虎）的视角展开，但这个“我”往往是沉默的观察者与承受者。在“我”的叙述中，父亲、母亲、二弟、大伯、三叔、爷爷、奶奶、神婆大妈等家族成员依次登场，共同构成了一个“野生”的生态系统。父亲，这个家庭的“暴君”，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在作家笔下，父亲王龙所有雄心勃勃的规划，如种药材、养兔、嫁接果树、开辟高岭等，均无一例外沦为荒诞的闹剧。而严重的胃病更是如同命运的诅咒，不断侵蚀啃噬着他虚弱的肉体。他试图以《山西中草药》为堡垒，与病痛及外部的厄运搏斗。他“长着翅膀”的奇特设定，充满了超现实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感和魔幻意味。这双翅膀象征着他未曾实现的、想要“飞翔”的雄心壮志，却在日复一日的贫困与病痛的碾压下，变得“萎缩、肮脏、耷拉”，使得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村民的笑柄。
　　最具震撼力的书写在于父亲“形体”的凭空消失。在《狗皮》中，父亲在一次失败的抗争后，竟在我们眼前“溶解”在了昏暗的空气里，只留下汗臭味弥漫屋内。这是一种诡异且奇特的“缺席的在场”，他被命运彻底抹杀了实体，却以翻动书页、移动物品、发出嘘声，甚至变幻出花草光影等更加无所不在的方式干预着家庭的日常运转。然而，正是这种绝对的“非人”状态，激发了二弟对父亲权威激烈又彻底的拒斥和反抗。在浦歌的笔下，二弟与父亲构成了截然相反的生存姿态。最终，在二弟的努力下，那张被剥下、钉在墙上的“狗皮”，成了囚禁父亲魂灵的新“形体”。浦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人物这种隐秘心理的发展过程揭示得细致入微。而父亲权威崩塌的过程，也是包括二弟、母亲与“我”等家庭成员的主体性在严酷且窒息的环境中痛苦萌发的过程。
　　《野生家庭》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史前”氛围，这个家庭仿佛置身于史前文明之中，与现代文明完全绝缘。家庭中的个体也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仿若游走于时间的尽头、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土屋像“原始洞穴”，院子如“蛮荒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引入了一种“史前循环时间观”。在小说中，生活不是奔向未来的直线，而是不断轮回的圆圈。《风人》中的奶奶在风与织布机声中化入虚无；《鼠灾》中的姑姑一出生便带着“鼠毛”；《河岸》中，叔叔将自己“半埋”于河岸的土中，等待一个月后的“重生”。
　　浦歌冷冽、克制、充满质地的语言是其小说震撼力的重要来源，他摒弃了精致的抒情，采用了一种充满泥沙感的粗粝笔触。他善于将粗粝的农村物事转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丰沛意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些出奇、陌生化而又气势恢宏的比喻遍布全文：“时间就像熔岩一样凝结成块”“太阳像天空开出的毒花”“昏暗的南屋像被厚厚涂了一层抑郁的灰泥”。这种对于自然景象的精细入微的描摹，并非单纯的背景烘托，而是与主题紧密交织，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痛苦的张力，也使得整个文本弥漫着一种原始而神秘的气息。
　　最终，《野生家庭》超越了具体的乡村叙事，上升为关于人类某种生存处境的恢宏寓言。浦歌揭示和呈现的是一种更为本质和真实的人生境遇。如盛可以所说，这是一部“充满隐痛的私人回忆录”。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这部作品以其惊人的诚实、独特的想象力和强大的叙事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充满隐痛而又熠熠生辉的深刻印记。

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