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时，我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隔三岔五地，母亲从百里之外的县城来看她远嫁的闺女。每次来了只能张罗着一起吃顿饭，下午就得赶回去。离开时，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看看我，再环顾一圈不到10平方米的斗室。我知道母亲的心思，但又迫于无奈，不能挽留母亲住下来。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第三年夏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搬到新居一切都收拾好后，立即给母亲捎信，让她来住。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天下午下班后，我在外面吃了饭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后，我一路溜达着回家。家门口，堆着小山样一大堆东西。小山后面，站着我的母亲，站着整整等了我五个多小时的身心疲惫的母亲。
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周末，我们一起去逛街，母亲问我想不想吃西瓜？
正是暑天啊，能吃块西瓜，该多么惬意。但我悄悄咽一口唾沫，说，妈，我不想吃。我不想让母亲看出我的窘迫。
母亲没有说话，径直走到西瓜摊前，让卖瓜的小贩挑了两个大个的，一个切成块在这儿吃，一个装袋子拿回家。
切成块的西瓜在面前桌子上一溜儿排开，我抓起一块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不剩几块。我回头看母亲，母亲也正静静地看着我，一块瓜也没吃。眼里，似乎闪烁着泪光。母亲见我看她，忙拿起一块，说，瓜真甜呀。
母亲住下后，我把自己的钥匙给了她，新房的钥匙只有两把。母亲住了一个月，又挂念家里的大大小小，要回去了。走的时候，母亲从钥匙圈上卸下钥匙，还给我。当时我才想到这么长时间了，居然没给母亲配一把钥匙。
母亲回去后，我抽空配好一把钥匙，想等母亲下次再来住的时候交给她。可是，没有下次了，永远没有下次了。
那些年通讯不便，我和父母联系只能靠写信，捎信。想和母亲说句话，还得等下班后用单位电话偷偷打，很不方便。我一直想装部电话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省吃俭用攒了几千块钱，终于给家里装上了电话。
装电话那天，安装试机后已是晚上。我拿起话筒就先给母亲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哥哥，我听见话筒里哥在喊母亲接电话，说是我打的。在母亲没接电话的间隙，我和哥哥闲聊着，等了好长好长时间，不见母亲听电话。我想母亲身体不好，可能已经躺下。我正后悔着不该在这时打电话，就听母亲接过话筒，急急地问，出啥事了？我笑笑，说，妈，没事，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装电话了。听筒里，我清晰地听见母亲长长吁一口气，然后嗔怪我，以后没事不要乱打电话。
放下话筒，我心里抱怨母亲扫兴。第二天哥哥告诉我，我昨晚往家里打电话时，母亲已经躺下，一听我打电话，以为出了啥事，忙穿着睡衣就往楼下跑，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的那些日子，我正停薪留职，在太原学习。母亲特意叮嘱家里人不让告诉我她病重住院的消息，怕影响我的功课。母亲没有文化，一辈子吃够了“睁眼瞎”的亏，不想再让闺女和自己一样。
直到母亲开始昏迷，哥哥才偷偷拍电报，让我速回。
当我风尘仆仆赶到母亲的病床前时，已经昏迷两天两夜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母亲安详地看着我说，你的卧室好久没人住了，有虫子，让你哥哥打点药。
我攥着母亲的手，紧紧地咬着嘴唇不能言语，眼泪一滴一滴砸在胸前。等我抬起头忍住泪想和母亲说句话时，母亲已经又昏迷了。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留给我最后的叮咛和牵挂。
30多年过去了，我本来以为，终于可以沉下心来，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缅怀我的母亲。可是，血肉相连的亲情啊，再过多少年，那种筋骨相连的撕扯，也是鲜血淋漓、痛入骨髓。母亲，永远在我心灵深处最脆弱最柔软的地方。
赵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