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宏伟 创意写作硕士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山西矿权大半落入英商福公司之手。三晋大地，群情激愤。以渠本翘为代表的爱国绅商，毅然举起保矿义旗，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矿权之争。小说《玉秤砣》以此为背景，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却可歌可泣的历史。主人公渠本翘出身祁县渠家，自幼勤奋好学，30中进士，40任领事，开民族工业先河。惊悉矿权旁落，他舌战诸臣、联合巡抚、借助民意，更动员家族慷慨捐出75万两白银，最终凑足275万两赎金，迫使英商放弃矿权，取得了保矿运动的彻底胜利。
作品以“玉秤砣”为隐喻，象征主人公忠贞执着的品格。作者张军查阅大量史料，生动还原了晋商“忠义仁勇”的另一面——他们不仅是诚信经营的商贾，更是心怀家国的志士。小说情节曲折、人物鲜活，既是一部历史与文学高度统一的佳作，也是一曲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壮歌。
杨东杰
荐书人品读
“忠沉实公”的精神象征
《玉秤砣》将故事的时间背景设置在1905年至1908年之间。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政府统治的最后阶段，几年之后，辛亥革命的炮声就在武昌响起，震动全国。对于将叙事地点设置在清末山西的《玉秤砣》来说，小说中的地方性，不光体现在砖雕、石雕、“川字牌”砖茶、到口酥等略显表面的山西地方符号，更体现在以“忠、信、义”为核心的晋商传统伦理道德。作者张军独具慧眼，勘破“忠、信、义”等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理性之间的关联。《玉秤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成功地在“地方性”中书写出了“现代性”。
先说“忠”。小说主人公渠本翘的“忠”最具代表性。他本是朝廷命官，却甘愿放弃安稳仕途，投身保矿运动。渠本翘的动力并非是对皇上的愚忠，而是来自“老师杨深秀为变法而死”的忠义记忆，以及对“晋省矿权被掠、利源丧尽”的忧患意识。当面对洋人“买秤砣”的利益诱惑时，渠本翘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不是“臣当效忠皇上”，而是“山西百姓的利源、晋省的矿权”。前任山西巡抚胡聘之因当年签约失误而被革职，本可回乡颐养天年，却重返山西，为矿权四处奔走。胡聘之的行为既葆有传统士大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节，也践行着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责任感。
再说“信”。作为晋商数百年的立身之本，在小说《玉秤砣》中，传统之“信”联结且呼应着现代契约精神。双福火柴厂东家乔殿森坚持“一根都不能差”的规矩，表面是在践行晋商的诚信准则，实则蕴含现代企业的质量管理意识。
“信”在保矿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晋省绅商之所以愿意认购保晋公司股票，固然有攀比的心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渠本翘个人信誉和晋商集体信用的信任。一方面，“信”降低了理性化制度的运行成本；另一方面，“信”也是现代契约精神的题中之义。值得玩味的是，赎矿最终依靠的是英国汇丰银行的本票——这是现代金融信用的产物。但这一现代信用工具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恰恰是因为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传统信用网络为其提供了掩护与配合。戴家镖局只收一两镖利押运“国镖”，镖师们“人死镖失”的承诺，也是传统之“信”的极端体现。在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中，读者看到的是传统之“信”与现代“信用”的相续相通，而非隔绝断裂。
最后说“义”。“义”在传统伦理道德中指个人之间的情义与对朋友的担当。而在《玉秤砣》中，“义”被提升为对乡土、对民族的责任担当，与现代公民意识相当契合。戴家镖局的故事最为典型。戴镖头说此次押运的是“国镖”：“此镖的主人是两千万晋省的民众”，“失镖的前提是所有的镖师人头落地”。镖师们纷纷表示“此镖押成，我分文不取”。这已超越了传统镖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江湖义气，上升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责任——他们保卫的不是某个东家的私产，而是全省民众的利源。黄守渊、张士林等平定士绅的抗争同样如此。黄守渊的族弟被洋人狼狗咬死，黄守渊本可以私人复仇，却选择报官走法律程序；黄守渊为了从洋人手中买回关键矿地，不惜出让自家花园，张士林又悄悄将其赎回。这些行为背后，已不是简单的家族恩怨，而是一种“为公”的自觉。
在《玉秤砣》里，凝结于地方之中的伦理道德没有被祛除，而是被转化。各类伦理道德不再以宗教、习俗的形式束缚人，而是成为现代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渠本翘手中的玉秤砣，既是“忠沉实公”的精神象征，也是压住现代民族事业的定盘星。秤砣未变，所称之物却已更新，这或许正是“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最富有生命力的关系。
申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