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普通家庭四十余载的生活轨迹，是时代快步向前的鲜活印证。求学有路、安家立业、梦想实现、后辈成才，岁月流转间，小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份幸福感的获得，离不开一家人的努力奋斗，更得益于国家的坚实托举。正是千万个小家庭的幸福向好，共同构筑了国家昂扬奋进的时代气象。
故事还是从1978年讲起。
那时我正读初中，少不更事，心中所求不过有书可以读、有学可以上、有饭菜可以填饱肚子，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1978年，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隐隐约约听到父亲自言自语:“这样真好，以后会有好日子过了。”
1979年秋天，我考上镇里的高中。在那之前，村里孩子到外面读书，父母总是长吁短叹，不为别的，只因为上学要花不少钱。父亲此时却并不担忧，他知道国家有了好政策：孩子们读高中也能吃上供应粮，如果成绩优秀，还有一定数额的助学金。父亲春风满面，将生产队分给我的高粱、玉米交到学校，然后叮嘱我:“吃饱饭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国家。”我知道我能继续读书，是赶上了好时代。
转眼到了1981年秋天。村子里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老百姓劳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又遇上了一个丰收年，家里日子一下子宽裕起来。山西林业学校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那天，父亲握在手中久久不愿松开，眼角有泪花闪烁。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父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培养出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儿子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这个家就有了盼头，有了希望。
去学校报到那天，我们家热闹非凡。亲戚朋友全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时候天气虽有了些凉意，但秋老虎并未远走，气温依然居高不下。我家离太原300多公里，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太原在北方，气候寒冷。于是，亲人们给我进行了全副武装——棉裤、棉袄、棉鞋都穿上了，就差戴个棉帽子。我在学校报到处出现时大汗淋漓，学校的老师看着我就笑了。
三年后，我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单位在林区，局机关位于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里。尽管交通不便，从老家到工作单位需要整整两天时间，但我感到很幸运、很知足。
几年之后，幸运再次降临。1990年下半年，单位整体搬迁到山西侯马。这里曾是古晋国都城，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是有名的“旱码头”。而我们也从“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我与爱人认识不到一年，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我们俩感觉生活很幸福。在祖国这棵大树的庇护下，我们幸福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
在山西林业学校读书时，我迷上了文学，是学校的优秀通讯员。时至今日，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奖品——一本软皮笔记本，那是青春与文学结缘的信物。参加工作第二年，我开始在业余时间写作，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诗人。这个梦想在1989年得以实现。我清楚地记得，处女作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又接连发表了四五首诗。我惊喜地发现，几笔稿费竟然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文学青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工作之余，我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创作，发稿量和稿费也不断攀升。2000年，我和爱人用省吃俭用的钱和多年积攒的稿费，购买了单位集资房。搬进新居那天，爱人抱着我哭了——幸福的泪花开在爱人眼角，晶莹剔透、光彩照人。
2008年，生活又添新喜。40多岁的我考取了驾驶执照，买了一辆十几万元的家用轿车。把车停到家属院楼下锁好车门，我围着爱车转了好几圈。回到家，我又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黑得发亮的小轿车。我的心底满是庆幸——庆幸自己是生活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进步，而更多的惊喜、更高的幸福指数还在后面，在我们目力所不及之处。
进入21世纪20年代，我们家更是好运滚滚、喜事连连。
第一件喜事，是爱人评上教师高级职称。爱人是小学教师，多年来兢兢业业潜心育人，此前评上了教师中级职称。在当时看来，那已经是能够到达的职业顶峰。令她没想到的是，小学教师也可以评高级职称了；更令她想不到的是，作为一线小学教师的她，居然如愿以偿。
第二件喜事，是我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我眼中，中国作家协会离我太遥远了——遥不可及的那种远。但是，中国作家协会采取网上公开报名、专家分类审核的方式发展新会员，给了我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次申报，2023年，我幸福地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就了文学之路上最大的梦想。
第三件喜事，是女儿考上当地公务员——订婚后第三个月，她面试成功，政审通过，很快办理了入职手续。她丰富多彩的人生，从此开启了一条新的赛道。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像是一场梦。几代人曾经追逐的梦，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变成了现实。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和爱人、女儿、女婿一起唠嗑拉家常。我总能从他们绽开笑容的脸上，读出我家的幸福指数。只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这个时代从没亏待过一直努力向前走的人。
潘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