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崔昕平《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新世纪之路》

　　崔昕平学术专著《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新世纪之路》，行文风格兼具亲和性与思辨性，虽如挚友晤谈般娓娓道来，却始终秉持鲜明的学术观点与笃定的研究立场。新世纪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梳理是该著的核心命题，但作者却以宏阔的视野融通了历史的纵深脉络，以沉稳有力的语言解析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来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径及其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时代逻辑。
　　现实主义作为儿童文学重要的创作方法，要么被人想当然地接受，要么被人视为即贴即用的标签，其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往往被忽略。崔昕平认为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之路并非理论的强加，也不是某位批评家为其即时贴上的标签，而是在中国文学的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时代的产物与历史的必然。因而她旁征博引地将其还原为一条文化“根脉”，这正是崔昕平该书的一大贡献。书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而叶圣陶的《稻草人》开辟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民族风格的现实主义童话创作道路，他从“梦幻的世界”向“现实的人生”的转向，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气质。
　　崔昕平独具慧眼地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进行勾连，让一个历史的“巧合”成为儿童文学必然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有力证据。这个“巧合”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叶圣陶完成第一篇现代文人童话，《儿童世界》创刊，“儿童文学”作为专有名词诞生。这两件事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联，实则共同源于新文化运动这一思想渊源。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既是党的早期创始人，亦是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例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呼吁关注儿童问题；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同样致力于儿童文学的早期实践。
　　中国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书斋里安静长大的，它带着时代的血温，带着对民族命运的关切，破土而出。中国儿童文学骨子里对现实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儿童文学传统那样，更倾向于以幻想为核心、以逃离现实为旨归。文化的底色不同，文学的选择也就不同。崔昕平把这个逻辑讲得清晰而富有说服力，这是全书立论的基石。
　　这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童书市场生态的深度介入。一部儿童文学学术著作，愿意认真花力气去梳理相关数据、分析出版格局、追踪渠道变迁，这并不多见。崔昕平本人长期研究中国童书出版史，这让她的学术或批评不是悬浮在文本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结实地踩在出版现实的地面上。
　　进入21世纪，中国童书市场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格局重塑。2000年《哈利·波特》引进，创下销售神话，引发了大规模的引进热潮，一度霸占畅销榜。然而到2004年，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横空出世，一年卖出300万册，本土儿童文学就此完成了对进口书的反超。这个转变的节点，被崔昕平敏锐地捕捉到，她认为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而是一次深层的文化信号——中国的孩子，同样渴望在书里看见自己的日常生活，认识身边的人，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这种渴望，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驱动力。
　　崔昕平对市场的批评很有分寸，清醒地指出，当市场逻辑完全凌驾于文学逻辑之上，儿童文学就会失去它最宝贵的东西，那是一种对孩子成长的真诚关怀，一种让儿童在阅读中真正认识世界的愿望。
　　不少宏观研究存在的短板，便是离具体文本太远。崔昕平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恰恰是她的文本细读——那种真正沉下去、与作品贴身肉搏的硬功夫。若缺乏文本细读，要完成该书第三章关于新世纪儿童文学题材类别的归纳，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分析翌平的《新雨过后的空山谷》，这部以真人秀为背景的成长小说，写了4个有着不同困境的少年。在她的解读里，这部作品最动人之处不是故事的戏剧冲突，而是孩子们的“失控”——他们不按成人预设的剧本走，不温顺地完成设计好的“成长路线”，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确认自己的道路。她援引了班马的观点——“儿童反儿童化”——指出真正的儿童文学，写的不是成人臆想中弱小无助的孩子，而是真实的、有自己内在逻辑的当代少年。这种分析真正进入了作品的肌理。
　　这种细读的功夫，放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尤其难得。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宏观叙述，缺的恰恰是这种愿意慢下来、一字一句和作品对话的耐心和温情。
　　这本书最值得反复回味的一个观点，藏在第四章的理论探讨里，是全书最显锋芒的地方。崔昕平直接提问：在关于“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的讨论中，儿童本身在哪里？掌握话语权的，是批评家、出版人、教师、家长——都是成人。成人以为自己在替儿童说话，但这种“代言”，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源自儿童的感受，又有多少其实是成人趣味与成人理想的投射？
　　这个质问，不是新问题，却是一个被反复回避的问题。儿童文学界历来有“童心论”“儿童本位论”等说法，听起来都是站在儿童这边的，但在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真正的“儿童”视角往往缺席，“儿童”往往只是一个被使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真正在场的主体。崔昕平把这个矛盾挑明了，但没有给出现成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本就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难题——但她把这根刺留在了读者心里，这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批评姿态。
　　与此相关的，是她对儿童文学文论本土化问题的忧虑。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快速发展，理论批评却明显滞后，大量批评话语借用西方理论框架，难以精准把握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特质。这不是崔昕平发明的问题，但她在这里说得格外诚实，这部著作本身，也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更贴近本土经验的批评语言，尽管这条路还很长。
　　读这样的书，会让人对儿童文学这件事生出一种新的尊重。因为它从来不是可以随便对付的“小儿科”，而是一个民族对自己下一代最郑重最庄严的文化托付。

廖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