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摹刻的四段断碑。
明代复立的完整巨碑。
赑屃碑座。
清改建的砖构碑楼。
司马光铜像。
杏花碑厅。
话说文物
夏县。司马温公祠中轴线上，温公祠堂的前方是杏花碑厅。
古朴厚重的木构厅堂中央，司马光青铜雕像静静伫立，他身着官服，头戴官帽，面容清癯，长髯垂胸，左手持书，右手握笔，眉宇间带着历经世事的沉稳与睿智，目光望向远方，似在凝思过往，又似在眺望后世。
一方石刻碑廊静静伫立在碑厅西侧。上方是碑刻的拓片，嵌在暖黄色边框中。下方是并排而立的石碑，深黑的石面带着时光打磨的温润，字迹在光影里若隐若现。这便是司马温公神道碑，也称忠清粹德之碑的原碑，一块被砸断过、被深埋过、又被一树杏花唤醒的碑刻。
御碑初立
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一代名相司马光病逝于相位，享年六十八岁。三年后，宋哲宗以国葬之礼，将其安归祖茔。为彰显这位四朝元老的功德，哲宗皇帝亲御翰墨，篆额“忠清粹德之碑”六个大字。这六个字，是对司马光一生最好的概括——忠诚、清正、纯粹、有德。
碑文由谁执笔？皇帝钦令：文坛巨擘苏轼撰文并书丹。
彼时51岁的苏轼，与司马光的交情，非比寻常。二十年前，司马光曾是苏轼、苏辙兄弟的主考官，从此与苏氏父子三人始有交集。苏洵去世后，司马光亲赴吊唁，并撰程夫人墓志铭。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司马光也受牵连被罚铜。二十年的情谊，让苏轼对这位长自己近二十岁的长者，怀有深深的敬意。
司马光病逝后，苏轼满怀悲痛写下了《祭司马君实文》，又撰写了9000余字的《司马温公行状》，详述司马光一生事迹。文中涵盖司马光家世、仕途、政见及品格，内容翔实，结构宏大，被视作研究司马光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深切追思中奉旨撰写忠清粹德之碑碑文时，距司马光去世已有两年。从司马光的家世、仕途，到他的品德、功业，苏轼一一细述。于是，一篇2700余字的碑文，在苏轼笔下流淌而出。其中最为动人的，是那段关于百姓送葬的文字：“公薨，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而画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
苏轼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也是泪流满面的。他和司马光在新法存废上政见有所不同，人生道路却是一样坎坷。他三次被贬，一生颠沛流离。司马光重回朝堂后，将他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这份知遇之恩，这份肝胆相照的情谊，全都凝结在了这篇碑文之中。
苏轼书写此碑文时，一反常态地采用了极为严谨的楷书。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领军者，苏轼的书法往往“率意而成”，楷中有行。然而忠清粹德之碑碑文却结构严谨，端庄规整。明代董其昌盛赞此碑：“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李苦禅更是直言：“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玉册官王蟠奉旨摹刻，碑成之后，立于司马光墓前。螭首龟趺，巍峨庄严，与墓园中的古柏一起，守护着这位一代名相的长眠。
断碑深埋
苏轼撰写忠清粹德之碑碑文时，正值北宋“元祐更化”时期，旧党掌权、新法尽废，表面是司马光政治遗产的巅峰，实则暗流涌动，为日后党争反扑埋下伏笔。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同年改元“元祐”，由“人以为女中尧舜”的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本就反对王安石变法，她迅速召回长期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任命其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司马光上任后，立即主导全面废除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推行“元祐更化”，恢复旧制。
司马光因长期操劳，身体早已透支。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在执政八个月后病逝。“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
苏轼因文名卓著、立场偏旧党，被高太后重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
尽管元祐年间旧党执政，但少年哲宗在朝堂上长期被忽视，大臣们听命于高太后，哲宗甚至“只见臀背”，内心积怨日深。苏轼撰写碑文时，高太后尚在世，政局尚稳，但这块凝聚着旧党荣耀的巨碑，实则立于风暴的前夜。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卒。哲宗亲政后，新党复起，御史周秩率先弹劾司马光“诬谤先帝”，章惇与蔡卞奏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
忠清粹德之碑即遭损毁，碑身被砸为四段，文字被凿，与碑首、碑座一起被掘地三尺深埋。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继位，蔡京擅政，将司马光、苏轼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人士列为“元祐奸党”，司马光被列为309名“奸党”之首。蔡京撰写并下令在全国各地刻石立“奸党碑”，又名“元祐党籍碑”。崇宁五年（1106年），被宋徽宗下诏毁去。南宋以后，被列入碑中的人多被平反，追赠谥号，被称为“元祐忠贤”。
杏花重生
时光如水，不舍昼夜。北宋变成了南宋，夏县被金军占领，司马光的墓园一片荒凉。金皇统九年，一个叫王廷直的县令上任之初来此祭拜。他看到一片荒草萋萋的废墟上，长着一棵奇特的杏树，枝干盘曲交错，宛如龙爪，树冠如伞，枝繁叶茂。传说此杏树四季开花，实为奇观。随行的元珍和尚讲述了当年砸碑的故事，王廷直忽然心中一动：这树生得如此蹊跷，莫非是上天有意，要借此告诉我们什么？
他命人在杏树下挖掘。果然，几尺深的地下，那些被砸碎的石碑断块静静地躺着。王廷直临风洒泪，仰天长叹：“斯文不重摹，何以洗先民之污？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他决心重立此碑。可是上哪里去找原来的碑文呢？几经周折，终于在司马光的曾侄孙家中，找到了苏轼当年的墨迹旧本。
他们找不到与原碑大小相近的巨石，最后，只能将那几块断碑磨平，把两侧规整好，以其宽为高，依照旧本重新镌刻，然后与“重立温公神道碑记”碑一起镶嵌在墙上。守坟的元珍和尚，用自己的私钱盖了亭子，将那些重新刻就的石碑保护起来。因碑是从那棵奇特的杏树下找到的，后人便称之为“杏花碑”。
历史并未就此止步。明嘉靖二年（1523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拜谒司马温公祠，看到那拼接的断碑，立志复立一通完整的忠清粹德之碑。他命人在绛州稷山寻访巨石，得到一块紫润如玉的巨石，长逾二丈，厚二尺五寸，阔丈余，百牛难移。那年冬天，他们利用严寒天气，泼水结冰为道，人推牛拉杠撬，硬是从二百余里之外运抵夏县。
新碑完全仿照宋时原碑式样，碑额仍用当年哲宗的御篆，碑文仍用苏轼的原文，由朱实昌书丹，摹刻王强刻石。碑额高1.72米，宽1.8米；碑身高5.1米，宽1.76米。碑座长3.83米，宽1.80米，高1.35米。整通碑总高达8.17米，立于司马光墓正前方，并建三层木构碑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建为砖构，保存至今。
于是，司马光墓有了两通忠清粹德之碑：一通是金代摹刻的四段断碑，镶嵌于杏花碑厅的墙上；一通是明代复立的完整巨碑，立于广场右侧；它们一前一后，一新一旧，诉说着同一段历史，也诉说着同一段沧桑。
一块碑，碎过，埋过，又被一棵杏树唤醒，被后人重立。900余年的风雨，它见证了政治风云和人心向背，见证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忠清粹德”——即使曾被深埋于地下，其正直与忠诚的光芒，也终将被后人铭记，被历史传承。
史莉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