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诗人郭新民作序，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黎侯虎”丛书，是六位地域诗人的“诗歌总集”，是一次地域诗人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
“黎侯虎”丛书的名称缘于黎侯虎，是黎城县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山水黎城，诗意黎城，在那片地域之上，既有山水草木，又有诗和远方。姚江平、吴海斌、张红兵、桑小燕、朱枫、王孝庭六位诗人均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年轻时就热爱写诗，且坚守至今。这六位诗人，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群体。
长治这片热土的诗歌创作群体曾被冠之以“长治诗群”，又名“太行诗群”，由此成为诗界一道亮丽风景而备受瞩目。他们曾在黎城县板山举办“十月诗会”，荆棘丛生的山梁上有遍地的南瓜、柿子、玉米穗子，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登上山顶，在暖阳与微风中吟诗作赋。全国诗人拥集黎城，给长治诗坛带来一片蓬勃之象。此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谭五昌专门组织课题组研究长治诗坛的这一“现象”，并出版了专著《新世纪长治诗群研究》。由此，长治诗人在全国风靡一时。这六位诗人无疑成为长治诗群的一股中坚力量。六位诗人中，四位是中国作协会员，三位参加过“青春诗会”，两位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
六位诗人中，姚江平、桑小燕、吴海斌、朱枫都曾在黎城县工作过，他们中的多数因工作原因先后离开了黎城，至今只有吴海斌依然在黎城。他们是站在黎城地域之外思考人生，但他们似乎从未走远。他们以那片土地为圆点，绵绵不绝，自成一脉。
姚江平是一位典型的“草根诗人”，他被诗人郭新民冠之以“根性写作”。读他的“土豆花开”这首组诗的时候，诗句中那种随性恣意的情绪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内心。土豆花遍布田间地头，以朴实无华的姿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泽，成为山坡上田野间庄稼人最暖心的风景。想一想，世上有多少人在意土豆开花呢？土豆是山坡地里常见的一种农作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根茎类蔬菜。土豆花形态素雅，开在地面上，块茎却生长于地下，两者不相见，会让你臆想出许多不相干的细节末梢来。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首组诗同样表达了人生的某种境遇。诗人是在寄托一种属于诗人自己的心境。“所有的土豆块，兄弟姊妹般/匍匐着，潜伏在生活的底层/等待着蚯蚓的仰视/蚂蚁的列队膜拜/蚂蚱的手蹈足舞。”你且莫觉得我渺小，我还有崇拜者！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土豆这种再平常不过的农作物生命周期中的一种自然之态，更是在抒写诗人骨子里所隐含着的自信，以及一种不服输的内心情势，是对人生境遇的一种自然顿悟。
诗人吴海斌说，“我孤独时，诗是我的依靠。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时，诗孤单地在前面等着我。它和我的孤独一样，让我们彼此等待和相守，诗是我的影子，并成为我肉身的一种”。王孝庭把自己的诗集归结为“乡村生活情结”和“以慈悲观照生命”两个阶段，实质上是诗人把自己的大半生做了一次时间和空间上的切割。张红兵虽然离开长治到了晋城，但并未走出太行山，这位黎城籍诗人没想到“会以诗歌的方式再次与家乡联系起来”。桑小燕是六位诗人中唯一的女性诗人，她把自己定性为“在有爱的人家里生活”。现实中她给人的印象清新脱俗，她的诗给人一种大气磅礴之感。在诗集后记中，她遍数亲人对她的关照，像一个爱唠叨的村妇。或许，越是珍视的东西，就越惧怕失去。朱枫是一个特例，他是唯一不是黎城籍，却一直工作、生活在黎城的一位诗人，可惜英年早逝。在那次诗集发布会上，朱枫的妻子发言时泣不成声，她感谢诗人同行为其夫圆了一个梦。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声称：“文学始于地理。”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这应该是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无论离开本土还是从未离开，地理因素对创作者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他们被这片土地融化，并成为这片土地的因子。纵观这六位地域诗人的诗集，他们或多或少地被受制于地域特色。他们信手拈来，化山野成诗，化河流成诗，化田野间的一草一木为诗，以一位乡村歌者身份，在自然之境与人文之境中呈现其对故土、对乡情的无比眷恋与挚爱。这些地域诗人总喜欢把乡村最常见最普通的野花野草、树木山水作为书写与抒情对象，此中隐含着诗人们一种独特的个体情感和内在的心理需求。这种刻入骨髓与灵魂深处的花草意念与乡村情结，折射出诗人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草根情怀和作为地域性诗人的一种执念。或许，诗人执意要表达的，是对这片土地的尊重，对劳动者的感恩与敬仰。
对于生于太行山深处，喝着漳河水长大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根就在山水之间，他的魂也在这山水之间。同一地域的诗人所呈现给我们的这套诗集，都是他们各自的心灵独白、个性情怀以及对那片土地独特的认知与体悟，相信会在读者中产生共鸣。
石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