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手稿
《资治通鉴》展馆一侧。
“幅纸三绝”
夏县司马温公祠，庄严而古朴。步入《资治通鉴》展馆，玻璃展柜中，一卷纵33.8cm、横130cm的手卷静静铺陈——29行，465字，绢本泛黄，墨迹沉着。此即司马光唯一存世的《资治通鉴》手稿复制品，真迹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王敦将作乱……”手稿记载的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至十二月的史事，这段内容对应《资治通鉴》第92卷。手稿通篇为楷书，字迹方正瘦劲，结构严谨扁平，带有隶书笔意。虽为底稿而无半点潦草，字字端正，就连涂抹的线条、墨团也是规整有序，略处多以“云云”带过。
一字之增损，关乎千秋之褒贬。古人称此为“笔削”。这份底稿，真实地还原了九百年前的修史现场：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中设书局，十九年如一日，手稿堆满两间屋子。黄庭坚赞其“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
一卷残稿，呼应300余万字的巨著。起点在此，精神亦在此。
真正令这份手卷成为传奇的“幅纸三绝”，是它集人称“布衣宰相”范纯仁书札和司马光“谢人惠物状”（答谢文书）三者同纸的独特奇观。
北宋时纸张尚属珍稀之物，司马光秉性节俭，直接在被称为“轩驭帖”的友人来信的末尾空白处及背面动笔起草。那封信本是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及其兄长司马旦的。司马光取此旧信，将原文涂抹，在空白处草拟通鉴底稿，继而又在纸尾空白处添写了五行“谢人惠物状”，以示对不知名友人母亲“特有颁赐”的感谢。
“靖康之难”导致北宋王室储藏的大量图书、仪仗、冠服、礼器、珍宝等物品损坏和佚失。曾经“盈两屋”的《资治通鉴》手稿散佚殆尽，唯此一页被当作书法墨迹珍藏，侥幸逃过岁月的湮没。
元代文人宇文公谅在其题跋中写道：“今观温公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审乃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寥寥数语，道尽司马光为人治学的品格。它被历代收藏家奉为珍宝，手稿卷末钤印累累，宋元明清各代名家递藏有序。清代进入内府，深受乾隆、嘉庆、宣统三代帝王珍爱。此稿在宣统年间被溥杰带出宫外，几经辗转，最终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兼具史学、文学价值的复合型珍贵文物。
从《左传》童蒙到书局开篇
七岁那一年，司马光听人讲《左氏春秋》，回到家，他站在家人面前，把听到的故事再讲一遍。那卷春秋，在他心里生了根，长成了后来所有的岁月。
当一个孩童的生命在注满水的瓮里沉浮时，他举起了石头砸下去，那一砸，砸开的是一种急中生智的性格：看见危局，从不绕行。
长大后，他走进朝堂。那副清瘦的身骨，却像挺直的老柏，风再大也不弯。仁宗晚年，立嗣迟迟未定。他在并州连上三章，又面言：“愿陛下果断力行。”英宗朝，濮议之争，天子想尊生父为皇考，两制谏官等“相视莫敢先”。他既奏言又上书：“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神宗继位，王安石行新法。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但情谊深厚，司马光以“朋友责善”之道三次致信，试图劝其调整变法方略。王安石不悦。王安石重新上任处理政务后，司马光才得以获准辞请。
朝堂上没说完的话，他全都写进《资治通鉴》里。他选三家分晋作为开篇：“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的事。三家分晋，本是以下犯上，周天子不仅不加讨伐，反而予以承认。司马光认为周威烈王破坏了礼法，他借此发出史论：“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于是，他把这一年作为治世之书的第一页，用千年的史笔反复叩问：若纲纪崩塌，何处是家国的安身之所？
孤灯下的奋笔
1362年间，王朝更替，治乱循环。司马光用如椽之笔，将这些历史一一梳理，不仅记其事，更明其理。全书共有218篇“臣光曰”的史论，长者上千言，短者仅二十余字，但篇篇切中要害，字字掷地有声。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就了史学的辉煌。正如后人所叹，若非这十多年的远离朝堂、屏居独处，又怎能有这294卷皇皇巨著？
初，司马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治平元年（1064年），其进献《历年图》，这便是《资治通鉴》的雏形。获英宗赞赏。治平三年（1066年），在《历年图》基础上，司马光撰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迄秦二世，再次进献。阐述其“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编纂目的。英宗阅后大为赞赏，认为此书具有重要政治价值，遂下诏在秘阁设立书局，命司马光继续编修，并允许其自行选拔助手。司马光即邀请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学名家加入，分工协作。此举标志着《通志》从私人著述转为国家支持的官方修史工程，为后续成书奠定组织与资源基础。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继位。同年十月，司马光向新帝进读《通志》部分内容。神宗读后深感其价值，评价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为“贤于荀悦汉纪”，认为其可作为帝王治国的镜鉴。赐以颍邸旧书2400卷，数促使终篇。并正式赐名《资治通鉴》，亲撰序言：“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明确其“资治”之旨，“候书成后写入”。从此，这部书的命运与国家的支持紧紧绑在了一起。
《资治通鉴》的编撰有一套极其严谨的程序。第一步是“编丛目”，即列出全书的提纲。第二步是“作长编”，根据丛目搜集史料，将相关记载全部抄录下来，按时间排列，形成初稿。“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一步最费工夫。范祖禹负责唐代长编时，仅唐代部分就写了六百多卷。第三步是“考异”，不同史书记载不一的地方，要考辨真伪，说明取舍理由。第四步才是“定稿”，最后，“考其异同，删其繁冗”，由司马光亲手“笔削”，比如六百多卷的《唐纪》长编，经司马光删订后仅余81卷。
司马光在洛阳修史期间，每日秉烛至深夜，五更即起，以“警枕”防睡过，严格执行“三日删一卷”，遇事耽搁必补，展现了极致的治史自律与时间管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那密密麻麻的稿纸，那摇曳不定的烛光，见证着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坚韧不拔。有时，为了一个日期的准确、一个人名的考订，他要翻遍数种史料。当发现史料抵牾时，他不盲从，而是将考辨的过程单独整理成书，这便是《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这种“长编考异法”，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基石。
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当最后一道奏表誊清，全书终于尘埃落定。《进书表》中，他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十九年的光阴，从英宗治平到神宗元丰，从青丝到白发，他将生命熬成了墨汁，一字一句地写进了这部史书。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在宰相位上病逝。他为这部书耗尽了一生。
回望这部巨著，它以三家分晋开篇，终于后周显德六年，涵盖十六朝的风云。它不仅记录战争，神采飞扬，充满辩证法；也臧否人物，微言大义。1362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最终凝于这294卷、300多万字巨著之中。而那个在洛阳深夜孤灯下的身影，也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史学最崇高的丰碑里，与司马迁并驾齐驱，被后世并称为“两司马”。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故事，最令人动容的不仅是那294卷的鸿篇巨制，还有这一页残稿，一盏孤灯和十九年的光阴。
“幅纸三绝”的手稿，让我们窥见了一个史学家的治学底色。那张被反复涂抹的旧信纸，不是简陋，而是一种近乎苛刻的严谨。黄庭坚说“迄无一字作草”——这五个字的分量，胜过千言万语。司马光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笔下有千秋”：每一个字的增损，都可能影响后人如何看待一段历史、评价一个人物。
更值得深思的是，《资治通鉴》的诞生，既是个人意志的坚守，也是时代托举的成果。这部巨著得以在洛阳独乐园中生根发芽，终成不朽典册。这说明，真正伟大的文化工程，往往需要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从七岁听讲《左氏春秋》，到晚年“目视昏近，齿牙几无”，司马光将一生交付于历史。而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资治”之书，更是一种“通鉴”的精神——以史为镜，照见兴衰，也照见人心。
历史从未远去，它在每一个翻阅它的人手中，获得新生。
——编后
史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