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洪平，山西洪洞人，从政之余研读文史，尤属意于清末民初山西历史文化和地方文献。兼任山西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理事等。著有《双椿集》《张瑞玑先生年谱》（获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瑞玑传》回溯了“民国奇人”的瑰奇壮阔人生，作者卫洪平兼顾“真实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严谨、细致又生动地描摹了传主的人生历程。
4月10日，《张瑞玑传》研讨会在省城举办，本版今日特刊发卫洪平就《张瑞玑传》撰写的自述，以及一篇该书书评、一篇编辑手记，以飨读者。
——编者
我与张瑞玑先生，是一场跨越时空、双向奔赴的相遇。
在我的老家洪洞、赵城一带，他是一个传奇。我很早就听到过他的故事：辛亥革命时，他醵资给残民祸晋的军阀卢永祥铸了一尊铁像，铁像跪在赵城南门瓮城，任由行人踩踏唾骂；又接连给袁世凯写信，把袁氏骂得狗血喷头。后来读到《铁像铭》《铁像歌》《谁园记》等，对他独具的豪气、词锋、睿智和通达，喜欢得不得了。
系统读到他的诗文，是在30年前。透过文字，我愈加深刻地感受到他的风骨、伟岸和天才，仿佛整个人都融化到他的诗文中去了。那种震撼，那种惊叹，那种拍案称奇、血热神旺，那种“到处逢人说项斯”“手捧高策望云端”，至今犹在眼前。
在他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卓越品质，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仿佛看到了屈原、鲁仲连、文天祥、顾炎武、傅山，看到了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陶渊明，看到了历史上的名臣良相。他是铁骨铮铮的伟丈夫，是拯危济困的经纶手，是大才槃槃的文曲星。他像磁石一样吸附着我，又像光一样引领着我。于我而言，他是神一般的存在，却又是那样一个有血有肉、可触可感、可亲可敬的乡贤。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他是那个时代的杰出诗人，可是在他生前和身后，竟然没有刻印过、出版过一本诗文集。他是举人、进士，清末做过韩城、长安等地知县，秘密加入同盟会，民国后历任山西财政司长、署山西民政长（即省长）、国会参议院议员。可是他的职业生涯如何？做过什么事功？有过哪些重要的人际交往？他为何自号“?窟野人”？谁园何以在“书城”之外，又有“酒国”？他为何辞掉民政长的显赫职务？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这些全都泯然无闻。
我惊愕于历史的无情。
无奈，叹息，不平，愤懑。渐渐地，这种无奈、叹息、不平和愤懑，似乎被一种莫可名状的责任感取代了。工作之余，总想着要扒开历史的尘埃，去搜寻、挖掘、钩沉与张瑞玑有关的一切，去拼接历史的碎片。从来也没想过，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没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史学门外汉、文学边沿人，能否担得起这个责任。来不及去想，却已经“动”起来了：在太原南宫旧书摊，淘到《胡景翼日记》；在省图书馆，查到《谁园书目》、刊载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的《制言》半月刊、张瑞玑《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的蝉翼拓等。那时候年轻，年轻真好。
就这样，一路走来，我都在追寻着他。曾逐日阅读、抄录、整理了《申报》1919年2月至6月有关张瑞玑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的报道和时评。翻阅上百种与张瑞玑有过交集的重要人物（包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阎锡山等）传记、年谱、日记、著书、纪念文集。曾到国家图书馆查阅《秦中官报》，了解张瑞玑在陕西课吏馆（相当于行政学院）时期的情况，又去寻访北京国会旧址、上海外滩“南北议和”旧址、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等。
30年来，张瑞玑之于我，总是“在场”。我追寻着他和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也伴随着我，走进我们这个大时代。他与我一起散步，一起谈笑，一起品茗，一起醉歌。他丰富我，审视我，激励我，也成全我。他参与了我的精神塑造。我则心心念念地，要本着“实录”的史传传统，将30年间搜集的历史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期能写出历史现场的张瑞玑，写出在我心中已然复活的张瑞玑，向世人呈现出他那一身的骨气、豪气、奇气、清气和逸气。我深信：他不只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不只属于山西，更属于中国。
我用文字给他塑起了一尊雕像。
卫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