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宏森同志曾对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守真实性底线，确保纪实品质；要保持独立思考能力，提升思想深度；要强化文学品格，锤炼文学表达。让报告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备忘录”，为时代留文学证言、为民族存“信史”；成为“新时代中国风物志”，留存真实生动的时代风貌，助力后人读懂时代；成为“新时代中国心灵史”，凝聚价值共识、传递精神力量，为民族奋斗提供动力。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需要紧扣社会历史发展脉搏，在创作中不断增强对时代的认知深度与对现实的感知锐度，切实发挥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在文化建设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卫洪平的《张瑞玑传》正式出版，正是对上述创作要求的积极响应与具体落实。这部作品通过对张瑞玑这一历史人物的深入挖掘，推动传记文学创作在“真实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的轨道上迈向新高度。
目前传记文学深受读者喜爱，具有巨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蓝本，不仅满足了读者对于他人生命历程的探奇心理，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人们对于人生的想象、世界的想象，有益于人生经验的获得。而这一切，源于传记文学的特质，即传记文学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融合，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史。传记以记录传主的人生经历为己任，以“实录”为叙事原则，它不仅是传主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而且也是其精神的写照；既记录传主个人的生活史、活动史，又记录其精神史、心灵史。同时，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历史长河中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不开处身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社会存在，因此，传记表层展现的是作家的人生，深广之处则连接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理想的传记文学应是“信史”“心史”和“诗史”。
张瑞玑先生是民国初年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横跨政坛与文坛，在辛亥革命、反袁护法及地方治理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在藏书、诗文创作与文献保护领域造诣深厚。《张瑞玑传》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位“民国奇人”瑰奇壮阔人生的系统回溯，更是对山西近代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重要挖掘。这部作品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笔法和深沉的乡邦情怀，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历史人物，体现了传记文学在历史书写与精神传承中的独特力量。
山西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赵树理开创的“山药蛋派”，到赵瑜、麦天枢、焦祖尧、张锐锋、鲁顺民等报告文学作家的持续深耕，山西文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三晋大地，书写时代华章。特别是在纪实文学领域，山西作家以锐利的时代洞察、深沉的历史反思和坚定的艺术追求，推出了一大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精品力作。《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黄河落天走山西》《西部在移民》《鼎力南极》《将军和他的树》等作品，既是对时代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文学的标高贡献。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走出了一条兼具文学高度与现实温度的发展路径，在全国纪实文学版图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赵瑜等10位山西传记作家参与了中国作协中华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创作，山西作协与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合作的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创作工程成果丰硕。《张瑞玑传》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山西纪实文学的创作成果。作者卫洪平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耕史料，在浩繁文献中钩沉索隐，力求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种对真实的执着坚守，既是对传主人格的深切致敬，更是对传记文学文体尊严的自觉捍卫。作品在扎实史实的基础上，注重文学表达的锤炼，以生动的叙事、细腻的笔触、深沉的情感，将张瑞玑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使史学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实现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实践范本。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张瑞玑传》的出版，不仅是对山西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推进，更是对三晋文脉的赓续与弘扬。作品让张瑞玑这样一位曾隐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人物，重新走进当代读者的视野，成为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载体，彰显了传记文学在传承历史文脉、涵养民族精神方面的独特价值。
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创作实践的持续深耕，更离不开理论研究的系统支撑。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作为“时代的备忘录”“民族的信史”，其创作与理论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欣喜地看到，山西在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创作领域已经形成了扎实的作家队伍、丰硕的创作成果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走在了全国前列。希望山西能够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持续推出优秀作品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纪实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创作与评论双翼齐飞，为新时代纪实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山西经验”与“山西智慧”。（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李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