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的新历史小说《和平》，发表于《当代》杂志2023年第4期。这是她创构乡土中国文明记忆叙事的第三部长篇。如果说她的《裸地》《活水》，从故乡太行山上的暴店镇，到其生命诞生地的山神凹村，延伸至华夏先祖农耕文明的初始历史，是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溯源追问，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探寻。那么新作《和平》，则是将自我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全球化语境下，扩延至从东北奉天到西北秦晋抗日战争时期的乡土中国，直面战争灾难历史的残酷性，平民百姓的生命受难与死亡，警示人类对战争灾难历史的遗忘，及对当今世界局部战争迭起现实的隐忧、恐惧与焦虑，笃信“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这不仅源于她的辩证历史观、生命宇宙观，更源于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作家以自觉的主体姿态与洞察知解力，考察浩瀚的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战争史资料文献，从新历史主义的深邃之远，以“看不见”一个具体战场的战争，百姓的日常生活却被战争撕成碎片的记忆事件，揭示战争的反人类本质，每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小说以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重述，发起了人类反思战争灾难、自觉缝合战争创痛的集体仪式，诠释善与爱以赢得人心而击败了战争暴力。
葛水平站立于人类文明新的地平线上，探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中国人心性与“人类共同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勘察那些反对战争“曾经发出微弱的呻吟”而不被注意的，或者“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而没有声息的，乡土社会民间的个体生命记忆，发现了人类本质的善与爱如一束束人性光亮，沟通瞬间与历史、现实与未来。她多次倾听婆婆经历过的战争记忆口述。90岁的公公，一位从抗日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坐在沙发上常常不停地叙说着逝去的战友。这正是她创作《和平》的最初动机。
《和平》在“非虚构”与“虚构”的历史时空之上，从个人命运遭遇的战争灾难，延伸至民族国家命脉的“时代苦难”，及世界性的“人类苦难”。作家和不断转换身份的叙事者“我、你、他/她”合灵，超越“受害者与加害者”敌对的意识屏障，以生命体悟的普世关怀、善爱能量，打通战争灾难与情感想象之间，心灵考古日常生活的秘密通道。
在葛水平的意识里，对宇宙自然有着天性的独特亲近，对乡土社会民间心性精神，怀拥的虔诚信仰，可谓她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平》的想象视域与现实存在、人物心理与自然万物，也是情感心灵的相依相伴。她运用简朴的自我生命语言，哲思隽永的寓言性表达，形而上的反思与博弈，穿透古今及宏大历史叙事，聚焦战争下个体人性复杂的霄壤之变，甚至潜沉每个人物心灵痛苦的最深处，透悉在战争阴霾笼罩下的“战场之外”，个体“极不稳定”的存在时间与心理状态，分离“撕裂”的创痛体验，笔下文字自然生出悲悯与温暖。
葛水平认为，女性与宇宙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缘“脐带”，源源不断地赋予女性超越一切苦难，活出“生生”的精神能量，对“天下之爱莫过于母亲”有着本然的情感认同。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民母亲，身后跟着一辆简易驴车，驴车上放着一张烂席子，到日本宪兵队要用自己换回儿子。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会被日军做了“活体实验”。不识字的母亲请人代笔写了一封索要儿子的文书。她被日军士兵驱赶着大骂，推搡之下母亲一屁股坐在泥地上，“雨中无助成一团泥巴”，围观士兵用军刀直戳戳刺入了她的胸膛。母亲用最后的力气对吓坏的车夫说：“快用烂席片卷了我，别吓着了周围的人。记着，告诉我汉子，把我埋到祖坟里啊。”心地善良无助的母亲，就是死了也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面对历史与当今世界局部战争的连绵迭起，葛水平重新定义抗日战争的历史时间，“更长一些也可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前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手绘地图进行窥探，为占领做准备。”可以说，新历史叙事的人类和平立场，以个体生命记忆为叙事主体，对丰富人类战争灾难的当代文学记忆库，对于重构“人类文明伦理”的新生态，推进世界和平愿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王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