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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9
星期二
当前报纸名称:山西日报

清明

日期: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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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10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 张翔洲 《杏花微雨探酒香》局部

  •   清明时节,雨落纷纷。
      这场雨落在介休绵山,晕开介子推的千古忠义,让寒食习俗代代相传;飘在杏花枝头,伴着酒香与诗意,把千年诗句化作眼前的风景;洒在太行山间,让无名英烈与血脉亲情,一同被深情铭记;也落在故土林间,为传统祭扫添上一抹绿色与文明的新意。
      山西的清明,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气,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与情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纷纷以笔墨寄情思。我们选取了其中四位作者的文章,有历史的厚重,有民间的温度,也有当下的坚守,带领我们从不同视角触摸这片土地的清明底色,读懂三晋独有的清明滋味。

    ——编者

    武乡的春天

      父母相继离世后,每年清明都会回老家。父母坟前那棵柳树,越长越大,越长越茂密。每次坐在坟头的柳树下与父母说完分别一年的家长里短后,就会拐去另一个村庄看婶婶。
      去年到婶婶家时,马上中午了,却没想到院中屋里空无一人。接通电话时,那边传来风声,还有轻微的人声。问婶婶在哪里?她说在烈士陵园。
      “怎在那里?”婶婶的话让我很是吃惊。婶婶说的烈士陵园,是武乡县八路军烈士陵园。而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一来婶婶家中并无亲人埋葬在那里;二来婶婶既非党员也不是干部,甚至没有上过一天班,只是一名普普通通近80岁的家庭妇女。
      婶婶听闻我已经到家,匆匆说了句“回来也不事先打个电话!这里结束了,马上回呀”,迫不及待就挂了电话。
      到家的婶婶急忙奔去灶台做饭,我却对她去烈士陵园一事很感兴趣。婶婶长长叹了一口气:“听说那里埋的人都是从可远的地方来的,唉,连个亲人也没有!”
      婶婶不会说大道理,更不会标榜自己做了什么,只说自己在家无事,就想跟着去看看那些战士。她的内心,只是觉得那些年轻的战士当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片土地,葬身这片土地,很是不忍。
      不忍,就是婶婶迈着两条常常疼痛的腿,步行到烈士陵园的理由。在她心里,那些战士还是一个个本该在坡上岭下赶着牛羊唱着歌奔跑的孩子,却不知道家在哪里、父母在哪里。
      在武乡,像婶婶这样清明去烈士陵园祭奠先烈的普通百姓,不是个例。
      没有人可以精确地统计出,抗战时期发生在武乡的大小战斗有多少场,为国捐躯的武乡儿女有多少人,倒在这片土地上的外地烈士又有多少名。从1937年至1945年,武乡人受过太多的伤,淌过太多的血,感受过太多的痛,见证过太多的死。他们一汪一汪流泪,一直流到今天,为亲人,为乡人,也为陌生人。
      心疼,是武乡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心疼左太北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心疼将帅与老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心疼远方跋山涉水来到武乡战斗的那些小战士,更心疼他们成为无名烈士无法回到亲人身边。
      一批批烈士的亲人,一年年寻亲无果。清明时节雨纷纷,泪水化作倾盆雨。陌生的土地上,有没有人惦记着地下陌生的英魂?失去太多亲人的武乡人感同身受,自觉背负起这份重任。武乡人的亲人范畴,已经无限扩大,他们把无人认领、无法回家的烈士,都当成自家人看待。
      一位叫武承周的八旬老人,出生21天后父亲就被日军杀害,成年后的武承周四处奔走,争取回“烈士光荣证”。完成了自家大事、抚慰了父亲英灵的他热泪长流,却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而是继续为更多倒在武乡那片土地上的烈士寻亲,安家,立传,扬名。
      曾经,一位战士负伤后住进一户梁姓农家,尽管全家人精心照料,战士还是在几个月后伤重身亡。梁家不仅将亲人葬在自家坟地,从此更一代代接力为烈士扫墓,至今已是第六代。
      发生在武乡的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当时阵亡烈士无数,籍贯遍布全国各地,因当时日军用了飞机轰炸、大炮轰击,许多烈士被炸得粉身碎骨,无名尸骨层层叠叠。今天,关家垴成为平展展一处高地,纪念碑上留下姓名的仅134人。
      今天的高地,一座纪念碑高高耸立,一棵高大茂密的树沉默陪伴,草长莺飞,虫鸣鸟叫,庄稼黄了又绿,只是看不到任何一名战士的痕迹。
      可是,武乡人没有忘,关家垴人没有忘。山西太行干部学院已经将关家垴做了全面修缮,并引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前往缅怀。去年夏天再上关家垴,遇到一位来自关家垴村的老人关晋昌。对于关家垴,长辈留给他太多记忆,他甚至记得父母跟他说过当年日军的四架战斗机,一遍遍轰炸,一遍遍贴地搜寻,藏在隐蔽处的人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驾驶员探头出来观察战斗与地形。那场战斗结束后,无数青春战士以无名的身份永久留在那片高地。
      他们是谁?他们的亲人在哪里?武乡人说,不怕,烈士都是自家人。每次去到纪念碑前,总能看到或新或旧的鲜花或祭品,一件件物品上,是一份份来自家人的暖意。
      关晋昌老人说,每年清明、寒衣节及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关家垴村都会组织村民上到那处高地,站在纪念碑前,为烈士献一束花、送一碗小米汤。
      烈士再也回不了家,关家垴就成为烈士的家,武乡就成为烈士的家。
      为烈士扫墓,在武乡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清明,武乡人祭完先人祭英烈,从政府部门到民间团体,从企事业单位到私营公司个体户,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耄耋老人到小儿孩童,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一拨拨转换着扫墓的场地,一批批奔赴英雄墓前。
      在武乡,最嘹亮的歌声是红歌,最厚重的作品是红色,最闪耀的精神是红色传承。
      在武乡,如果问谁没去过烈士陵园,恐怕很难听到“没有”二字,就连武乡机关幼儿园,每年也会组织孩子们去敬献一个花圈。一个个摇摇晃晃的小小身躯,或许还不懂“烈士”的含义,却把“敬畏”二字早早铭刻在心间。
      武乡的春天,与别处的春天一样,桃红柳绿,花团锦簇。然而武乡的春天一定与别处不同,那就是每一朵盛开的花,都自带一种红色气质。

    蒋殊

    以另一种方式安放思念

      清明节将至,雁门关外桃花、山杏花次第开放,勾起人们对逝者的绵绵思念。于我而言,“上坟”包含两层牵挂:一是缅怀革命烈士和先辈的家国情怀,二是追思父母、感念亲恩的血脉深情。如此公私兼顾、家国相依,共同构成了我对清明、生命和传承的深刻理解。
      这些年,我与公益同伴一道,多次在“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何明清曾工作过的大同首善医院旧址,举行缅怀追思活动。同时到大同云州区党留庄村、朔州平鲁区东平太村,虔诚祭奠仓夷、李林烈士。作为与“时代楷模”张连印有过文字深交的较早撰稿人,我也参加了赴大同左云县张家场村“清风林”的相关祭奠活动。
      在三晋大地的每一次鞠躬、献花中,我的心绪都格外凝重。是无数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先辈(含国际友人),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安宁。在撰写《太行山深处觅英魂》《来自西方世界的“花木兰”》《让李林的英姿“久久伫立”》等文章时,我常常被他们一件件感人肺腑的往事打动落泪——有的放弃优渥生活远渡重洋援华抗战,有的毕生扎根中国大地默默奉献……这份无私与赤诚,正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底色。
      家国相连,血脉相承。父母离世已数十载,2008年家族30余人集中祭祖后,我便很少再亲赴父母坟前,而是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安放思念。我家祖坟位于阳高县致富山万亩公益林区,地处海拔1245.7米的东坪梁顶。清明节前后,天干物燥、山高风大,防火重于泰山。县、镇、村三级干部在山下入口设卡登记,护林员日夜巡查,不敢有半分松懈。
      此前,有乡亲因烧纸引燃荒草、松林,致10多亩林地被毁,教训惨痛。我之前是公职人员,即便退休,也应带头遵守相关规定。因此,自觉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不给家乡添乱,是本分,也是底线。
      按照乡俗,即使清明节不上坟,中元节也能上,“十月一”仍可“送寒衣”。记得母亲生前常说,在外工作的人,心里记挂便是尽孝。我与父母的深厚情感,集中凝结在农中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5年间。那时我积极要求进步,“一天两送饭,早起捎昏加夜战”,全身心投入“改天换地”的集体生产劳动。母亲按时应候做好饭,为我提供后勤保障。我在大同城跟马车跑运输,装卸钢筋、水泥、原木,将一个月所挣12元补助全数买了面包捧给母亲,自己一口未尝——这份生前的尽心孝敬,远胜于身后千百次焚香摆供。恢复高考那年,我成为全公社唯一金榜题名者,入学不久父亲病逝,母亲强忍悲痛,坚决不让家人给我报信,说决不能因奔丧耽误学业或者出现什么意外毁掉前程。这份刻骨铭心的母爱,绝非在坟前磕头焚香所能尽数回馈。
      我已年逾七旬,常在梦里回到故乡。我老家村南崖下的三孔窑洞、一处小院,是父兄从十几丈深井担水、脱土墼、雇人碹成的,家中风箱、碗筷、板凳、木柜,件件都是父母辛苦置办的。1989年地震后,父母留下的老窑洞坍塌,可那些旧物件连同老院子的花池、羊圈、圐圙、柴草、木头,在我脑海里始终历历在目。
      思亲是人之常情,但我从不在家中设置追思牌位,重要节点只在网上祭奠。我更注重以文寄情,留下走心的印记。《废墟村公祭催生一个“网络村庄”》《高考一九七七》《我走过的路》等,都是我与父母永不中断的对话。同时,我也将几十篇发表过的追念文章整理成集,为家族晚辈提前留下精神遗产。
      我留意到,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于2026年3月30日施行,明确禁止在林地建坟、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鼓励和引导树葬、花葬、骨灰堂等安葬方式,推行文明、低碳、安全的祭扫。这既是法治要求,也是文明进步。新时代的清明节,当以法为基、以心为魂,将家国融为一体,文明祭扫、心怀敬畏。

    李生明

    清明时节话寒食

      人间四月天,又到一年繁花盛开小雨纷飞的时节。在我国古代,这一时期有两个时间非常接近的节日,一为寒食节、一为清明。寒食节在冬至后105日,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清明在寒食节之后一天或者两天,最早只是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后两者逐渐合二为一,成为今天习俗中的清明节。
      寒食节的起源主要有“禁火说”“改火说”“介子推说”三种。首先是禁火说。隋代杜公瞻在注《荆楚岁时记》时提到,“《周礼·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也就是说,上古时期,人们认为初春气候干燥,保存的火种容易引起火灾,春雷发生也易引起山火,所以此一时期要进行大范围和较长时间的禁生火、吃冷食活动。
      改火说则来源于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先祖认为,火是有生命的,所以一年四季不能用同一个火种,用久了就要熄灭旧火,重取新火,因为旧火和新火不能相见,所以每年初春,都要熄灭前一年的火种,吃一段时间冷食,再进行“改火”仪式迎接新火,遂有了寒食节。唐朝韩翃《寒食》诗中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之句,就是指皇家更火,颁赐新火种于贵族的习俗。
      最后一种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介子推的故事。传说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流亡他国长达19年。忠心耿耿的臣子介子推等人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介子推甚至割下自己大腿的肉“割股啖君”。在这些大臣的辅佐下,重耳励精图治,终成一代名君“晋文公”。但介子推不求利禄,与母亲归隐绵山,晋文公为逼迫其出山相见,下令放火烧山,没想到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
      寒食节和介子推产生联系,最早的记载见于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王者宜应改易。”桓谭说太原郡百姓为纪念介子推,隆冬时也要“不火食”五日,哪怕有病也不敢违背,于是建议朝廷把这种风俗改一下。然而到东汉顺帝时,周举任并州刺史,发现旧俗仍未改,且寒食时间已延到一个月,于是他上书认为“一月寒食”不妥,且请于神庙。但等东汉末年曹操专权秉政时,劝诫和倡议百姓不过寒食节已经不起作用,需要下严厉的命令了:“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这便是著名的《禁绝火令》(又称《明罚令》),规定如果还依从旧俗,这家的家长要坐半年牢,这县的主吏要陪上100天,连县里的主官也要受牵连,罚掉一个月工资。
      从《禁绝火令》里能发现寒食节流行的地域还进一步扩大了,从太原一郡扩散到了“上党、西河、雁门”。之后,后赵武帝石勒和北魏孝文帝也都下过禁寒食的命令,但旋即又取消了。反反复复中,寒食节反而成了全国性的节日。到南朝梁,宗懔在其《荆楚岁时记》中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显而易见,寒食节习俗已传播到长江流域。
      再往后,寒食节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唐代最终得到官方认可,把几种说法结合起来,进行主导推行,使之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除了休假三天,宫廷内还会举行寒食内宴。比如唐玄宗天宝十年下旨,“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后,寒食并禁火三日”。
      同时,寒食节的仪式内容都渐渐形成,最普遍的就是扫墓:皇家祭陵;官府祭孔庙、祭先贤;百姓上坟等。百姓们通常是一家或一族人同到先祖坟地,致祭、添土、挂纸钱,然后将子推燕、蛇盘兔等面塑品撒于坟顶滚下,再用柳枝或疙针穿起来,拿回家置于房中高处,意即沾上了先祖德泽。比如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就有“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之句。热爱生活的中国人,从祭祖的悲伤中走出来之后,就立刻投入了春天的怀抱。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正是踏春的好时节,既然不能生火做饭,那就带着吃食,呼朋唤友,携儿带女,去看漫山遍野的花开:“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去荡秋千放纸鸢:“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去做一切能摆脱寒冷的冬天、迎接温暖的事情,好让生命尽情地绽放。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节日的寒食节与作为节气的清明渐趋合流,寒食节扫墓、禁火冷食的习俗,与清明踏青、蹴踘等活动相互交融,形成了兼具肃穆与生机的节庆风貌。地处山西的介休绵山,作为这一文化融合的重要承载地,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纪念性人文节日——寒食清明节的发源地,被授予“中国寒食清明文化研究中心”称号。介休本地亦因深厚的寒食节传统而独具文化标识,寒食清明习俗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进一步彰显了其在中华节庆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传承价值。

    朱伊文

    烟雨朦胧处,酒香正浓

      清明时节的雨,总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它不是盛夏的暴雨,来得猛烈去得匆匆;也不是深秋的寒雨,带着萧瑟的凉意。清明的雨是细的、柔的,像一层薄纱,轻轻笼罩着天地,也笼罩着人心。在这样的日子里,偶然间看到张翔洲先生的一幅国画《杏花微雨探酒香》,画的是杏花,是微雨,是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手指遥遥指向远方。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仿佛那画中的微雨,真的飘到了眼前;那画中的酒香,也真的穿过了纸面,沁入心脾。
      画中,几株杏花开得正好。淡粉色的花瓣层层晕染开来,不浓不淡,恰如这个时节该有的样子——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那杏花开在枝头,也像是开在细密的雨丝里,花瓣上似乎沾着水珠,湿漉漉的,让人想起“沾衣欲湿杏花雨”的句子。树干却是苍劲的,用枯笔画出,老辣有力,像是经历过许多风霜的老人,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托举着满树的繁花。
      树下有两个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身子微微前倾,像是在问路。牛背上的牧童,一只手扶着牛背,另一只手指向远方。两个人的姿态都很随意,却让人看出了故事——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老者在找什么呢?是避雨的屋檐,是歇脚的地方,还是一个能暂时安放疲惫灵魂的酒肆?牧童指的方向,又是否有炊烟升起,是否有酒旗在风中招展?
      看着这幅画,我总会把目光投向那牧童手指的方向。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片的留白,像是烟雨,像是雾气,也像是一个没有写完的句子。可正是这“什么都没有”,让每个人都能在心里填上自己的想象。那看不见的酒旗,那隐约的村落,都在留白里若隐若现。画到这里,似乎不是画完的,而是留给看画的人自己去完成的。
      杜牧写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一问一答,竟成了千年后无数人心中清明的模样。那牧童指出的,不仅仅是一个酒家的方向,更是一条通往诗意生活的路径。
      山西人爱酒,也懂酒。杏花村的汾酒,清冽甘醇,入口绵柔,正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外表质朴,内里却藏着热烈。清明时节,祭扫先人,一捧黄土,几行清泪之后,家人围坐,斟一杯酒洒在地上,敬那些远去的亲人。这酒里,有思念,有不舍,也有慎终追远的挥洒。酒入黄土,化作的是对逝者的怀念,也是对生者的慰藉。
      画面左侧,题写着杜牧的《清明》全诗。笔意洒脱,一气呵成,与画中的杏花微雨相映成趣。诗与画并置,彼此呼应,让人在观看的同时,也能在心底默念那熟悉的句子。千年的时光被折叠了,仿佛我们就是那个问路的人,也仿佛那个牧童,正指给我们看家乡的方向。
      这幅国画的作者张翔洲,是山西的本土画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片土地上。他对三晋大地的风物人情,有着深切的体悟。他画的杏花,是山西春天的杏花;他画的微雨,是清明时节沾衣欲湿的微雨;他画的那个牧童,就像是山西乡间随处可见的孩子,质朴、天真,带着泥土的气息。
      我常常想,那牧童手指的方向,到底藏着什么?是杏花深处的人家,是酒旗飘展的老店,还是每个人心里那个可以暂时安放自己的地方?或许都是,也或许都不是。那方向,是一种召唤,让我们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还能有所期待,还能继续往前走。
      杏花、微雨、牧童、酒香,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就有了山西清明特有的味道。它不全是哀伤,也不全是欢愉,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有对逝者的追思,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未来的期许。就像那杯汾酒,入口是清冽的,回味却是甘甜的。
      清明又要到了。或许今年,我们也可以像画中的老者那样,循着牧童的指引,去寻找那个藏在杏花深处的酒家。不是为了买醉,而是为了在微雨中,在酒香里,在杏花落满肩头的时刻,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与这片古老的土地深情相拥。
      烟雨朦胧处,酒香正浓。这大概就是山西清明最动人的模样。

    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