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槽人家》作者在谈到该书创作契机时说，退休前后经常回老家，“回去之后突然发现我的村子保存了几十年全部的档案。”在乡土中国，一个处于行政单位最基层的自然村落，竟然自觉地保存着村子几十年村庄演变、家族变迁、权力更迭的档案，历经多年而不弃，实属难得。这些蒙着历史尘土的珍贵史料，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他想把这些作为中国好故事讲给读者，于是“以高头村为中心，然后再旁及临猗县周围一些事情。”这便有了《河槽人家》的历史、故事与人物。
作者讲述的高头村，辖属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位于涑水河畔。《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写着“入我河曲，伐我涑川”，这“涑川”便是流经高头村的涑水，而“高头李村”在李世民时代就已有相当的规模。
“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文学创作。”非虚构文学倡导者这样说。按照这一定义，以家乡高头村近百年历史为取材对象，以真实可信的乡村档案做支撑，以身边人物与事件为主干的《河槽人家》，已经具备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特质。所以说，《河槽人家》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因此，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之作，《河槽人家》便是非虚构文学的又一新作。
毕星星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村庄，知道它的过往和现在，知道我的乡亲含辛茹苦的人生，知道村子近几十年的变化”。于是，这些淹没在尘埃中、沉寂在档案中、存留在口头上，遥远的故事卑微的农民，经作者慧眼发掘勤奋创造，便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作者“中国故事”中的主角。
那些故事，有南八县地理位置、名称变迁、地方戏曲、方言俚语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有高头村“洪教禅院”石碑的寻找发掘、保护清理、辨析确认与朝代认定、内容规制近千年的沧桑巨变，有高头村漫长艰难的抗战历程，有南庄村的名字变化与权力更替，有原始的乡村械斗与民间除暴，有少男少女纯真美好的乡村初恋，还有因生活琐事引发的各种邻里纠纷等；那些人物，有不惜力气的大力士，有外来打工的铁匠，有游手好闲的懒汉等。
这是发生在高头村的真实事件，它们是高头村也是乡土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头村民，他们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构成高头村民的生活日常，也是乡土中国基层社群亘古不变的生活日常。
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毕星星从高头村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乡土中国的家族故事与村庄历史，为研究中国乡村变迁留下了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
与所有农村一样，高头村那些引以为豪的文化、习俗、礼仪，在现代化逼近下，正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年轻一代选择现代舍弃传统，辞别故乡远走他乡。高头村后人的价值取向令作者深深不安，他意识到年轻一代，正在告别农耕文化的传统生活。
20世纪，鲁迅哀叹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弥漫在小说里的感伤与无奈，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如今，毕星星为在城市求学却不自信的孩子担忧，为居住城市却找不到城市归属感的乡村青年担忧。
一部杰作，必定有其独特的叙述风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称《河槽人家》有“一种新的史记风格”，是的，《河槽人家》是在当代语境下，书写晋南高头村过去现在的“新史记”，它具备史记该有的美学特点。作者选择涑水河畔高头村“从民国到50年代”的历史演变、家族兴衰、权力更替、人口变化，写出与宏大叙事不同的村庄史、家族史，通过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门手艺的今昔对比，展示社会洪流裹挟下的农村变化，有以小见大的特点。《河槽人家》依赖高头村档案、村民与家人采访、个人记忆等第一手资料，着眼于民间叙述和个人视角，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阅读感染力。以高头村和周边村落民众，作为文章主角，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传，具有平民化与多元化特点。
村庄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源，那里演绎着中国民众的悲欢离合，承载着百姓的发家之梦；那里留下了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生活轨迹，留下了每个村民喜怒哀乐的成长轨迹，这些看似一村一户一人的记载，实则是乡土中国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支撑，是构成乡土中国历史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就这样，作者扎根乡村，将笔触伸进历史的边缘，用混合着高头村方言的叙述语言，为后人留下了可以作为史料阅读的现实主义之作《河槽人家》。
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