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评论家）：山西作家有亲近乡村的传统，《河槽人家》写的是运城临猗县高头村的历史变迁、民情风俗、奇人异事等，几十年前的故事、当下的事件。作者意在建立自己的“文学家园”，用散文这种文体去创造。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这些都是小说。用纪实散文创造一个文学家园，确有难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毕星星散文创作的意义。
我关注题材与思想内涵的关系。作者是用事实说话的，让读者在故事与人物中去认识社会人生。但作者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现代的、启蒙的、批判的，其中可以看出“五四”文学传统或者说新时期文学传统。
何亦聪(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您谈到《河槽人家》的历史价值，我非常认同。这几年历史学界有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就是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微观的地方史和生活史层面，但总体看来，能够将一个村庄的历史写好的作品并不多见。因为我所见到的许多尝试往往都遭遇两种困境：一种是过于学术化，内容里充满文献材料，却丢失了生活的温度；另一种则过于文学化和私人化，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写历史的实质变成了写自己。而《河槽人家》恰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何处得来呢？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叙述声音——有温情、有质感、悲悯但又不过度介入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松弛自然地跟随作者进入那个村庄、那段历史、那个生活世界。在写作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找到自己的声音往往意味着你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可以和过去的自己、过去的生活自由地对话；也往往意味着你可以放下自己，看到别人的生活。坦白说，许多写作者可能穷其一生都在使用某种不适合自己的声音去书写。
段崇轩：散文和纪实文学，有区别也有联系。作者说他的纪实散文，村里人说有八分真二分假。他是立志要写出真实的、历史的故乡的，经得起村里人阅读的纪实文学的。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一个村庄，带有某种标本的意义。我不赞成散文在基本时间、事件、人物上的虚构。
何亦聪：刚才段老师谈到散文能不能虚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且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散文必然需要虚构，但它是一种有限的虚构。一部纪实散文，如果仅仅是呈现真实，仅仅是把种种材料堆积起来，那么读者反而可能在阅读过程中离真实越来越远。因为从信息到理解之间，往往充斥着无数的障碍和陷阱。真实的信息并不一定能达成有效的理解。我现在经常用微信读书阅读，微信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可以对书中任一段文字进行标注并添加评论。我有时会点开这些评论看一看，很悲伤地发现一个问题——许多读者其实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心智接受生活的真实一面。所以，一个好的非虚构写作者，会懂得用巧妙的、有分寸的虚构来引导读者更好地进入真实、理解真实。某种程度上说，有限的虚构是通向纪实精神的一种手段。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作者是非常擅长处理虚构与纪实之间这种微妙关系的。他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肯定远远多于书中呈现的内容，我能感觉到这本书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沉默，这种沉默也恰恰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段崇轩：纪实性散文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一个至今没有理清的创作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心理学、哲学的老问题。所谓现实中的真实，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一种心理存在。还有一种理念存在，更积淀在人们的心理意识层面。不弄清这些问题就很难理解所谓的“真实”非虚构”。
何亦聪：您所说的“理念存在”，对我启发很大。的确，真实性本身是一个呈现出叠加态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对客观存在的谨慎虚构或者加工反而能成为触碰“理念存在”的手段，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段崇轩：《河槽人家》目前这样的形态已然很出色了。但作者有一个潜在的“雄心”，他想写成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能不能成为典型？典型必须有理论的背景、文化的渗透。我感觉他对故乡的反思、探索是不够的。更为理想的书写，需要加强对河东传统文化的反思、辨析。要有最前沿的现代理念和思想。
段崇轩 何亦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