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路 诗人 长子县文联主席长治市文联主席团委员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是山西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使命。为讲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山西故事，《我家就在河边住》一书围绕山西“两山七河一流域”所涉县域展开，连续3季，央广网记者行程2万余公里，深入山西40余个县(市、区)，与50位采访对象面对面行进式对话，通过采访扎根一线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致富带头人等新兴典型人群，深度展现新时代黄河流域的万千气象。
我省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被誉为“华北水塔”，是拱卫京津冀和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之一。《我家就在河边住》多角度展现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山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故事，以及山西各地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实践。
杨东杰
荐书人品读
岸边的家 流动的诗
——山西生态叙事的文学建构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家就在河边住》，以我省境内“两山七河一流域”为地理坐标，通过50位普通人的生命叙事，构建了一部山西生态史诗。这部著作，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学诠释，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文本形态，展现了新时代山西乡村生态转型与人文觉醒。
地理空间与生命叙事的双重编码
我省作为“华北水塔”与“黄河中游”的交汇点，其地理特殊性在文本中转化为叙事张力。作者以“两山七河一流域”为经纬，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场域。例如，在《老牛湾的“长城守护者”》中，长城与黄河的并置不仅构成视觉奇观，更隐喻着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共生关系。这种空间叙事方法，使地理坐标成为承载生态理念的容器，让读者在阅读中完成从地理认知到生态认同的转化。
人物选择上，文本突破传统报告文学对人物的塑造模式，转而聚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致富带头人等“新型主体”。在《土窑洞里的“旅游经”》中，窑洞这一传统建筑空间被赋予现代旅游功能，主人公通过改造窑洞发展民宿，实现了从“生存空间”到“发展空间”的转变。这种对普通生命轨迹的微观呈现，使生态保护理念具象化为可触摸的生活实践，避免了宏大叙事中的概念化倾向。
生态理念与乡村振兴的文学呈现
文本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行了文学化的诠释。在《稻田里的“讲述者”》中，通过老农对稻田生态变化的描述，将生态保护转化为具象的生产实践：“以前种地靠化肥，现在用有机肥，稻子长得慢，但味道甜了。”这种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正是生态理念在基层实践的生动注脚。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则体现在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化中。《藜麦之乡“雁归来”》一章，通过返乡青年推广藜麦种植的故事，展现了传统农业与生态科技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使生态保护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载体。
文本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逻辑链条，构建了乡村振兴的立体图景。在《汾水之滨有“葡乡”》中，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更通过生态种植模式的推广，实现了产业与生态的双赢。这种“因河而兴、因河而富”的叙事模式，为山西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文学呈现，则体现在对群体命运的关注上。《小浪底移民，“编织”幸福新生活》通过移民群体的生活变迁，展现了生态工程与民生改善的辩证关系。这种对个体命运与国家战略的并置，使文本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文学实践的时代价值与未来启示
《我家就在河边住》的出版，标志着我省生态文学领域的探索达到了新高度。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以地理空间为叙事载体，以普通生命为叙事主体，以媒介融合为叙事手段，实现生态理念的文学化表达。
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节点上，这部作品的价值愈发凸显。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触摸的生活实践；乡村振兴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变革。当老牛湾的长城守护者、黄河岸边的农民摄影师、土窑洞里的民宿主人成为叙事主角时，生态文学便真正接上了地气，有了温度。
这部作品的意义，或许正如黄河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涌向前，既记录着我省当下的生态变革，又预示着山西未来的发展方向。它让我们看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文学不仅能见证历史，更能参与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