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石榴树上结樱桃》

　　最近人文社新出版了两部反映乡土中国的小说，一部是邵丽的《金枝》；一部是再版的李洱作品《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两部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角，一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争家庭地位；一部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争社会地位。前一部在鼓角峥嵘中互虐互杀，最终释然放下；后一部在波澜不惊、水底暗潮中，以信任瓦解所有恩怨画上休止符。
　　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草蛇灰线、处处设伏，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细细碎碎地输入大量农村现实与风土人情。全书时间跨度几个月，作品中夹杂了城市务工返乡农村土地承包、乡村教育、外商投资等话题，可以说是芜杂庞大，为中国当代乡村振兴拉开了一个长轴画卷。
　　但阅读的过程中总有跳戏的感觉，仿佛不在农村也不在城市。其实，这部小说，写家族制度、宗法制度及儒家伦理，没有《白鹿原》的磅礴厚重；写当代人的生存困惑、文化困惑及社会分化等问题，没有贾平凹《高老庄》的深度与前瞻性，更有逊于《秦腔》；写农村家庭的沧桑与灵魂的困顿挣扎，没有张炜《古船》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细腻和深情。
　　当然，每个作家都试图找寻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的标识，以确定个性的自我。在文学领域，从创作的初始就打上了作者鲜明的个性，在写作上作者都力图占据一个“商标”，以醒目而独立的特行之处，在喧嚣的经济文化市场上表达自己。
　　李洱的作品，除了布局的杂花生树，最有特色的，在于他诙谐活泼的语言营造的黑色幽默。他自己冷眼旁观，却让雅俚互渗的语句、颠倒黑白的戏谑、看似一本正经的叙事、不着边际又浮现画面的语言，生发寓言式的冷幽默意趣，令人忍俊不禁，带给读者魔幻式的冲击。
　　李洱试图多角度去占领写作领域，至今创作了300多万字的小说，主要是写知识分子生活，把知识分子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命运，比如《应物兄》《花腔》，并译成了英、德、法等多种译本；同时他也开始关注中国农村的变化。目前，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说人物的塑造上，李洱曾说：“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纵观他的作品，人物既不表现大恶，也不表现大善，这是不是一种中庸？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构建，是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无意识的渗透，代表有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2018年，李洱84万字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横空出世，纵横捭阖、收敛自如，既严肃又八卦、既得体又放松，情节没有大波大澜、人物没有大悲大喜、冲突没有鱼死网破，但读者在情节中读出了孔子的外儒内道、读出了一进一出的精进与遗憾。可见，传统的儒家观念对其创作影响是非常深的。
　　用表现人性善恶的文学手法触动心灵体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有相似的体现。像西方经典作品，在塑造人物上爱憎、美丑分明，如《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与沙威的对立、《人间喜剧》中老葛朗台与女儿的对立、《简·爱》中简与舅母的对立、《巴黎圣母院》中加西莫多与阿斯美拉达的对立，随时代发展，善恶二元对立的主题渐渐变成融合的关系。中国传统儒学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发展至今的道德观，“执其两端，过犹不及”，在传统文化认知中，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找到一个最为协调的点，这就是“中”，这个“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果敢、坚持、恭敬、直率、大义、仁爱。因此，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出现的人物，有取巧钻营的、有潦倒失意的、有胆小懦弱的，也有追求理想的，但这些人物身上，你看不到大喜大悲、大恶大奸。正如作者自己认为的：“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的无法持续。”
　　著名评论家韩石山说：“长篇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智力的较量，作家在一步一步设圈套、读者在一步一步解圈套，在解的过程中，消磨了时间、愉悦了性情，同时增加了智力。”洞悉一个社会，最好是研究一个具体的人物，孔繁花的形象标签很多：女性、村委会主任、脱贫环保员等，一系列标签让她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微镜，但李洱在他理解的中庸的支持下，把文化传统的多元复杂、敏感困惑、隐忍与冲突，时时让读者回归儒学反省的特殊层面，从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的智慧表达这一方面，他无疑是成功的。

紫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