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吕梁山余脉浸在淡金色的阳光里，沿着河津小梁乡的乡道往南走，道边的玉米秆刚收完，根茬子留得齐整整的。河津人种庄稼讲究“茬高好保墒”，来年开春还能当肥料。远远就望见小停村头那座灰瓦红墙的院落，“小停村抗日纪念馆”的牌子在风中轻轻摇曳。踩着落满槐叶的石板路走近，正遇上村民冯秋兰在擦拭纪念馆前的雕塑，她手里攥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一下下抚过战士们持枪的手臂，轻声说道：“这阵子总有人来，都是想看看当年咱河津庄稼人咋跟日本人硬扛的。”
纪念馆的序厅里，一组立体剪影瞬间把人拉回八十多年前：三面环沟的小停村静卧在夜色里，村民们扛着装满小米的布囤子给自卫队送粮、儿童团员挎着竹编的小篮子查路条，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透着庄稼人不服输的倔强劲儿。“你看这儿。”冯秋兰指着一张老照片，“1937年冬天，就在村西的老槐树下演《放下你的鞭子》，台下老乡们揣着冻硬的玉米面窝头，听着听着就哭了，喊着‘打回老家去’，当场就有十几个后生把锄头往地上一扔，说要去参军打鬼子。”照片里的老槐树如今还在纪念馆后，树干上的弹痕虽被岁月磨得浅了，但伸手一摸，那凹凸的印记依然硌手。
转到“小停惨案”展区时，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一组实物上：烧焦的桃木梳、带着弹孔的土布对襟衫、只剩半截的粗瓷陶罐——罐沿上还留着前人用麻线缠的箍。当年村民们就是靠这罐子盛小米、装咸菜，给躲在沟里的自卫队战士们送吃喝。1943年冬月，天寒得能冻裂水缸，日军闯进小停村——这村子三面是沟，原本是躲鬼子的好地方，可最终108个乡亲没躲过，土坯房被烧得只剩黑乎乎的梁。冯秋兰的祖父当年因躲在红薯窖里才逃过一劫，后来常跟她念叨：“那时候自卫队的赵指导员手里拿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铡刀，喊着‘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不丢庄稼地’。最后战士们子弹打光了，还跟鬼子拼刺刀呢。”墙上的遇难者名单里，既有扛了一辈子锄头的老人，也有刚学会放牛的少年，最年轻的儿童团员宁增发，牺牲时才13岁，兜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干。
在后院的展柜里，几样物件让人心里格外温暖：一本边角翻卷的牺盟会会员证、一双纳了七层粗布底的黑布鞋、一个锈迹斑斑的陶制募捐罐。“这鞋是妇女救国会的邵泽民带着姐妹们做的。”冯秋兰指着鞋面上密密麻麻的针脚，“那时候村里没多少灯油，女人们就借着灶膛里的余火，连夜赶做了三百多双鞋，鞋底纳得厚厚的，就是怕战士们在山路上走磨了脚。送到决死队战士们手里时，鞋里还带着灶火的温度呢。”陶罐旁边的字条记录着一件让河津人骄傲的事：小张村的贺成璋，把家里唯一一头能拉犁的黄牛卖了，换了钱捐给队伍；当时县里的干部家属都带头捐钱捐物，有的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有的把陪嫁的银镯子都当了。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30斤麦子，但乡亲们说：“钱没了能再挣、麦子没了能再种，鬼子不打走，咱连种地的地方都没了。”那时的河津人，就是凭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实在劲儿，支援着前线的战士们。
临走时，恰逢邻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参观，在纪念馆前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歌声穿过槐树叶，与远处田埂上收割机的轰鸣声交融在一起。地里的冬小麦刚种上，农机手正忙着耙地。冯秋兰望着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笑着说：“去年纪念馆改造，村里老人们都主动把家里的老物件捐过来。九十多岁的王德英老人，拄着拐杖还来给孩子们讲农民抗日救国会的事，讲当年怎么组织人给队伍送军粮、怎么在庄稼地里埋地雷。”秋风卷起地上的槐叶，落在“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保卫庄稼地”的老标语复制品上。那些褪色的字迹，在秋日阳光里反而愈发清晰。
回程时特意绕到台头庙，这里以前是河津抗日自卫队的练兵场，如今成了家门口最热闹的地方。晨练的老人们在老槐树下锻炼身体，手中的太极剑舞得有模有样；孩子们追着落在草坪上的银杏叶跑，笑声能传到街对面；凉亭里，几个老爷子摇着蒲扇闲聊，讲的还是当年自卫队在这儿练刺杀、练瞄准的事。看着这满院的烟火气，突然想起馆里那句解说词：“他们当年拼了命守护的，不就是咱现在这样，能安安稳稳种庄稼、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吗？”如今，台头庙的青砖上早就没有了练兵的脚印，可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地长，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就像小停村的抗日纪念馆，它不只是存放老物件的地方，更是要告诉大家：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当年先辈们用生命守护下来的。现在地里种的苹果、冬麦，靠的是农机播种、科学施肥，一年的收成能顶过去好几年。我们把地种好、把日子过红火，就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杜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