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指，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2004年起，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若干小说，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2008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等年度选本，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在大街上狂奔而过》《暴力史》《鸽子飞过城墙》《李丽正在离开》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新人奖及短篇小说奖。
手指的小说往往是与偶然性搏斗后的产物。语言坦率，直接，没有避讳，同时又有日常细节的不稳定性，充满一种特别的紧张感和喜剧性。他的作品以其独特魅力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最近几年，他不断探索小说的形式，寻找新的方向和路径，作品更为从容和丰富。
本版特刊发作家手指的自述和中篇小说集《小县城》的书评，以飨读者。
——编者
作者领读
《小县城》里收录的9个中篇小说，写作时间最早的是《在大街上狂奔而过》，2005年；最晚的是《一小片阴云》，2022年。
我的小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自发阶段，一个是套路阶段，还有一个是主题阶段。这9个中篇是前两个阶段的产物。
所谓的自发阶段，就是写作之前对我要写的内容是没有什么规划的，或者只是含含糊糊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句话，坐在电脑前，经过不停地尝试，突然间，一句正确的话出现了，接下来完全不需要作者思考，一句接一句话蜂拥而出。你就好像在一个陌生世界里旅行，只需要记录就可以了。
但对于我来说，要想进入这个状态，之前必须大量阅读别人的小说，直到有一个时刻，一篇小说突然间启动了我，把我推入了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里。
我能清晰地记得启动过我的小说：《李丽正在离开》是被朱庆和的小说《鹿燕平》启动的；《小县城》是被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契诃夫的《醋栗》给启动的；《宋晓军很快乐》是被路内的《阿弟，你慢慢跑》给启动的；《七个片刻》是被杨波的《我宣布退出人类》给启动的；《曹胖子，咱们就此别过》是被曹寇的小说给启动的；《在大街上狂奔而过》是被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给启动的……
当然，最终填进小说里的，往往都是我生活中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忆。我一直都知道这些记忆值得一写，有一些甚至天然地就吻合小说的要求，但奇怪的是，每当我试图去写它们时，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它们只能在被别人激活之后，突然间涌现到我的笔下，非得绕这么一个大圈。
一度，我很奇怪其中的运作机理，但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太过随机了，我没法像我很崇拜的那些小说家一样，每天在书桌前弯腰驼背地劳动，大部分时间我只能无所事事又十分焦虑地等待，我太不喜欢这种不可控的感觉了，于是我开始寻找方法和技巧。竟然真的被我给找到了。
我通过一些创意写作书籍和剧本写作书籍，发现了许多套路，它们用大量的例子证明，故事是有一个共同的模板的。后来我就用这种模板来结构起了自己的小说。比如《一小片阴云》这篇小说，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冲突，然后一步步升级冲突，最终让一方战胜了另外一方。我还用过顿悟的模板，用过“三幕式”的模板。
那段时间，我用套路写了好多篇小说。一开始我是很兴奋的，写完一篇就投给杂志，很快就发表出来，我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可惜的是，一种不满足就出现了。我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就是感觉缺少点什么。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韩东的近作。每一篇我都读得很兴奋，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愉悦的阅读了。通过反复阅读韩东的小说和他的创作谈访谈等，我对小说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创造，有所发现。韩东说他每个小说都要寻找一个结构，要把真的写假，也就是说他必须在小说里去发现原本生活材料里没有的东西。只有有了这种创造，你才会有诉说的冲动，仅仅再重复一遍生活，是不够的。有些时候，韩东会把已经写过的材料，在新的“结构”秩序下，再写一次，但你读的时候不会有重复感，因为他提供了不一样的理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理解自己在自发阶段的写作方法了：别人的小说给我带来了“视角”。比如朱庆和小说里到处弥漫的淡淡的忧伤感，让我也从“忧伤”这个角度看到了熟悉的材料，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所以就有了诉说的冲动。
在读韩东小说的同时，我还读了埃尔诺的《写作是一把刀》和桑塔格的《恩主》，它们让我意识到，即使一个人自己，也是理解不了自己的，每个人都像谜一样，许多人抓住一些只鳞片甲的碎片，形成了一套浅显狭窄的理解系统，一辈子就深陷在这个系统里，无法解脱。小说的意义，正是帮助人们去松动这个系统，去意识到还有其他理解方式，去获得更宽阔的人生。
我把自己的这个阶段称为主题阶段，写作成了理解自己的方式，变成了自己更密切相关的东西，即使没有外部的奖励，它仍然值得我花费很多时间，并且乐在其中。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也许我可以把这9篇小说全都重新写一遍……
手指
冷峻笔触下的时代切片
——《小县城》中的青年书写
《小县城》是作家手指继《在大街上狂奔而过》《暴力史》《鸽子飞过城墙》《李丽正在离开》之后，又一部聚焦当代青年人遭遇现代性困境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该书以9部中篇，构筑起了进城青年群体的现实遭遇和精神图谱，透过他们的生存挣扎、情感问题和身份焦虑，表现出青年人在现代化浪潮下的命运沉浮和精神困境。这部小说集延续着作者对青年群体精神情感进行深入挖掘的一贯风格，并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城样本”，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时代切片。
“县”作为中国社会的治理单位，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它与现代化的都市和传统的乡村既有明显分别，又链接着彼此，成为一个过渡性、中介性的社会空间。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地理与社会结构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青年人身上。他们既无法完全割舍乡村的记忆与价值体系，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节奏和生存法则，变成“夹缝中的一代”。事实上，有很多文艺作品都曾以青年人进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现代化转型刚刚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路遥笔下的进城青年展现出的昂扬斗志与理想主义，是那个奋进时代的鲜明表征。到20世纪90年代，贾樟柯镜头下的县城青年怀着对未来的迷思，既有紧跟时代步伐的弄潮儿又有站在十字路口的迷茫者。而手指在《小县城》中描写的青年群体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他们被现代性裹挟。作者以一个局外人的冷静目光，观察和记录着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动卷入，奋斗和挣扎着，并逐渐成为县城“精神漂泊者”的过程。这种冷静是不掺杂一丝个人情感的极致克制。
具体到《小县城》的叙事中，作者除过描摹青年群体在县城生活中所面临的爱情、住房、阶级、交友、金钱、就业等种种外在的现实困境，还将人物复杂的精神情感作为小说的另外一个声部进行了细致地描写。书中的人物普遍存在着两个“我”，一个是受传统乡村社会影响的“我”，另一个是想要极力适应城市生活的“我”。手指描写第一个“我”，旨在揭示人物面对现代化城市，不自觉表现出的懦弱、自卑与拘谨的内部心理。例如《李丽正在离开》中，鹿燕平面对女友即将获得体面工作时的无助；《小县城》中男孩胜利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皱巴巴的衣服，黑漆漆的双手，“另外一个自己像被石头砸中玻璃似的，一下子碎裂开来”时表现出的自卑等，皆是“乡村之我”在城市规则下的无力挣扎。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这种灵与肉的碰撞构成了进城青年最深层的焦虑。可见手指对进城青年的艺术写照并未局限于外在的现实困境，还关注到他们复杂而挣扎的精神情感。作者客观、冷静与凌厉的叙述，让那些现实中无声的进城青年发出了最真实和最疼痛的声音。
如果说作者的冷峻是为了写出进城青年群体最真实的现实困境和精神情感，那么想要将其表达出来则需要先锋的叙述。表达当代进城青年集体的精神困境是作者写作《小县城》的终极目的，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单纯依靠日常化的叙事很难表现出青年群体面对城市生活的孤独和彷徨。而为了展现青年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心理，作者在故事中设置了大量看似“反逻辑”“反常态”的叙事元素，这些细节需要慢慢品味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与玄机。比如《障碍》中老钱醉酒后胡言乱语的情节，尤其是《在大街上狂奔而过》中“我”与老鸟深夜骑车的行为。这些“非正常”的细节正是人物复杂精神世界的具象化呈现和隐喻性表达。因为在进城青年的眼中，其身处的县城空间并未按照他们认知的逻辑来运行。因此，通过这种先锋性的叙述手法，手指不仅还原了人物的精神图谱，还使小说具有了更强的现代性反思。
文学当然要反映现实，于是作者选择以冷峻的笔触书写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进城青年的现实遭际，但文学又是有温度的，它总能带给读者无限希望，因此作者又将温情深藏于冷峻的叙述中。这些温情不仅体现在人物最终的“回归”与“和解”之中，更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中。首先，书中包括鹿燕平、胜利、宋晓军、老鸟、马齐奥、王大刚等在内的主要人物，虽经历过生活与精神的动荡，但他们并没有在现代化的不适中出现失控，最终都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其次，作者在每一则故事中都采用了开放式的结尾，这种“未完成性”使走向县城的青年命运存在了多种可能，给读者的留白正是作者流露温情的体现。最后，小说中的人物虽与县城生活格格不入，但他们最终都回归家庭这个最基础的情感单位，而家庭本就是温情的代名词。手指通过这种“回归”，实现了对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温暖关照，也给读者带来了无限希望。
在《小县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进城青年的个体命运，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切片。手指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现实，却在细节中埋藏温情；他以先锋的笔法书写荒诞，却在结构中留白希望。他通过文学的方式，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金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