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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9
星期一
当前报纸名称:山西日报

记录时代 也被时代照亮

日期: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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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10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   

    编者按
      11月8日,是一个没有假期的节日——记者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记者何为?新闻何为?节日前夕,我们特别邀请4位新闻从业者讲述他们的职业故事:有以一生践行“新闻信仰”的前辈,笔端流淌着岁月沉淀的坚守;有亲历第一个记者节从青涩走到从容的资深同行,字句间藏着为梦想奋力奔跑的深情;有从高校转身扎进媒体的同行者,热忱诠释着“记者是个多么好的职业”;还有刚刚入职的年轻面孔,带着赤诚描绘出自己心里“记者”的模样……他们的故事是新闻事业薪火相传的缩影,也是这个时代的鲜活注脚。致敬每一位在时光里守着初心、在变革中砥砺前行的新闻人。

    记者之路是爬坡过坎
    从业时间:1979年
    薛青

      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而我安身立命的党报记者之路,便是爬坡过坎的漫漫长路,每一步都很不容易。
      我曾经是“缺斤短两”的中学生,初中读了两年便回乡务农、学裁缝、干临时工,这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做新闻人,我是扫帚扫地——起点低;麻袋片绣花——底子差,货真价实的“先天不足”,后来有幸搭上老体制“不唯文凭”的“末班车”。跌跌撞撞走进省报大门,一晃就是近半个世纪。可入行易入门难,新闻记者这碗饭可不是好端的。初上路时,我急于求成见报心切,只追数量忽视质量,稿件缺乏“问题导向”,长时间陷入“见报荒”,还被有些同行称作“小炉匠”,意思是只能写个三五百字的小稿稿,为此,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记者的那块料”。
      但既来之,则安之、则干之;先天不足后天补呗。我相信“吃苦趁早才苦尽甘来”,爬坡过坎得敢字当头。领导的鼓励、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高手的指点迷津,为我点燃内生动力。老师们告诉我:记者是“行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记者要做“问题的篓子”,“离群众越近,离新闻越近”,需“七分跑,三分写”,多在一线主战场;记者采写的稿件要成解决矛盾的“助推器”,得有亮度、厚度、尺度、温度;记者还得是时代的“追问者、见证者”,先做读者再当记者,深度学习思考,成为“瞭望者”……所有这些正能量的传递让我豁然开朗,懂得了积跬步以至千里,久久为功才是正道理。
      经过日夜兼程的摔打,我的信心水涨船高,“工具箱”里多了“锤子”,“小本事”有了增量、多了存量、升了质量。特别是戴上理论“显微镜”“望远镜”,跨越了“问题导向”这座大山。我慢慢脱下“穷记者”的帽子开始向梦想一步步靠近,像样的稿件隔三岔五出现,获得感与幸福感油然而生。回头看职场生涯“初级阶段”的“至暗时刻”,那段走“冤枉路”交学费的经历,实际上是交了“积极的学费”,让我懂得记者之路就是一个“爬坡过坎”的过程,没人能一步到位。
      “喜新厌旧”是新闻记者的特质,采写有高度和鲜亮度的深度报道是记者梦寐以求的,也是奋力爬坡的积极探索,需要倾力付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作为地方记者,参与并挑重担撰写《看,大雁是怎样起飞的?》《农业翻番学雁北》等重点报道。半个多月下来,我体重减了六七斤,却收获满满,获评报社当年唯一模范记者,并在地方记者会议发言,得到一级工资奖励。其实,“小炉匠”也不可或缺、小文章亦有大主题,我写的短文时常被评为好新闻,正应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记者之路,除了“有形之路”,最难走的是那条“无形”的心灵之路。做事先做人,优秀记者既要不怕吃苦,更要不怕吃亏,需时刻明晰“写什么、为什么写、为谁写”,坚守新闻的真实性。魏巍深入抗美援朝一线战场采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他们都是榜样。1989年大同阳高地震、1993年大同洪水灾害,我参与采写的《有党就不怕》《风雨同舟》等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新闻奖,就是知行合一心灵之路的具体实践。
      通过持之以恒苦读“两本书”(有字书和社会实践无字书),我懂得记者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不能有丝毫私心。党报编辑记者要“活到老,学到老”,始终以终身学习者、战斗者的姿态,孜孜不倦深耕新闻沃土。要践行“四力”,观察、思考、写作一条龙,方能书写出更多有力量、有意思、有意义的作品。
      如今我退休了,多种疾病上身,但仍觉余生有“战场”,理想不容退场,仍可“再就业”。没了规定动作,还有自选动作,写作能治我的病。我要继续爬坡过坎,做自己熟悉且喜欢的事。此前的记者生涯,我从“失败者”“苦恼者”,走到“享受新闻”,乐此不疲,收获颇丰。我明白,机会不是等来的,甜果子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苦尽甘来才是生活的本质,“成功都是一个个细节的积累”。西海固一位农民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字是可以源远流长的,是可以记录时代的”,我愿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和人民的心坎上。心向崇高,建构大美,美美与共,各美其美,何乐不为。不过,人到老年还需要服老,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但精神疲软的“拖延症”要不得。我仍会以平常心在人生“长跑”中,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做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写作者!

    记录者,与时间同行
    从业时间:2000年
    朱慧

      这个世界瞬息万变,而我们,则试图为它留下底稿。
      初入行时,恰逢第一个记者节。带着懵懂与憧憬,我从稿纸钢笔的沙沙声,走进传真电话的嘀嗒作响,再迎向互联网、移动采编乃至AI写作的汹涌而至……二十五载春秋,发际线在键盘敲击声中悄然后退,而行业的门道,却似乎总在下一波浪潮中重新定义。
      这是一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行业。曾以为,跑得了新闻、写得了稿子、组得了版面,便是安身立命之本。不知何时起,基本功的清单上,又悄然增添了拍短视频、录播客、操刀制图软件……身边的伙计们,哪怕两鬓已偷偷爬上霜华,当镜头对准时,依然能挺直腰板,目光如炬。这,或许就是一个传统新闻人,在时代洪流中最笨拙也最坚定的自我救赎。
      我总会想起老张。十一年前,我和他在北京考察客户端技术。那时,微博风起,微信云涌,传统媒体已隐约感到凛冬将至。作为兄长般的“老新闻”,他带着我一头扎进中央媒体的“中央厨房”和科技公司的演示大厅。他马不停蹄地拜会业界同仁,一遍遍追问着客户端的架构、用户的画像、流量的密码……笔记本上密密麻麻,都是他才能看懂的图示。晚上回到快捷酒店,他泡上两杯浓茶,看着窗外的车流,忽然说:“我们习惯了用笔记录时代。现在笔要换了,手不能抖,心更不能慌。”那一刻,他眼里没有迷茫,只有一种必须蹚过这条河的决绝。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成了新媒体战线上最早的“战友”:经历了客户端第一次上线的手忙脚乱,见证了第一个“10万+”的狂喜……这个曾经的“版面把关人”,成了我们工作群里回复最快、点赞最勤的“头号粉丝”。
      我和老张,也从上下级,成了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兄弟。我们都害怕被时代甩下。于是,他在前方为我们披荆斩棘,我们在新阵地上奋力冲锋。他用他的坚守,为我们的探索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梦里,我常回到2000年11月的那个午后。电视台演播厅里,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记者编辑,紧握拳头,誓言铮铮。那一双双清澈的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二十五年白云苍狗。当年的同行者,有人转身离去,在别的江湖风生水起;更多的人,仍在这条既定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在侯马晋国古墓的探坑旁,于泥土芬芳中聆听历史的脉搏;在原平送戏下乡的戏台后,从锣鼓喧天里记录百姓的悲欢;在太原社区书屋的明窗下,感受文字如何照亮寻常生活……媒体融合的赛道上,正是因为老张这样的同行者,让我始终坚信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厚。
      就这样,一步一步,从青涩走到从容。就像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在前辈老师的谆谆教导下,所明白的那个最朴素的道理:新闻的根基,永远在现场;真相的力量,源自脚下。
      我们看清了浪潮的无情、理想的磨损与年华的老去,却依然选择在每一次采访中倾注热忱,在每一篇报道里守护真诚。就像老张守护着他的理想,我们守护的,是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真相,以及人性中最朴素的微光。
      这,正是属于我们的英雄主义——在看清生活的所有真相之后,依然深深地、热烈地,热爱着它。

    多么好的职业
    从业时间:2010年
    焦中栋

      1993年夏,同桌哼着“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某个瞬间,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类似白岩松的身影,觉得当出镜记者,挺帅。于是,在高考第一志愿栏填了“新闻学”。
      天遂人愿,当年顺利考上了山西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又读了3年研究生。在我的求学记忆中,每个周五下午,全宿舍的人抢带着墨香的报纸,是20世纪90年代最幸福的记忆。
      那也是传统媒体的盛夏。理想在拔节生长,出穗灌浆。雨水充足,阳光带劲儿,每个新闻人都在侍弄着自己的土地。报纸不断变厚,频道不断增加,白天校园里回荡着艾敬的“1997快些到吧”,晚上宿舍楼道里飘荡着“零点悄悄话”的暧昧。有的一纸风行,有的努力挣扎,不管好与坏,希望都像阳光一样,落在每一个角落。新闻人觉得,每一锄头下去,都会有收获。
      毕业留校10年后,我最终还是来到了一直向往的媒体。岁月倏忽,至今已15年矣。
      很多同事开玩笑说:老焦,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高校待着多好,有钱有闲,干嘛非要跑到媒体来?
      我说,我愿意啊。
      单位有位前辈常说,记者是多么好的职业啊,可以让所有人向你打开心扉。就凭这份陌生的信任,就值得我们付出所有的真情。
      十几年前的某个初春,我在单位门口碰见了烈士王艳军的母亲。老人年近古稀,在连翘花开的金色下午,向我们诉说对儿子的思念。她虽然不说,但从她的谈话里我能听出来,她心心念念的,是给因救落水同学而牺牲的儿子塑一尊像。于是,我们通过电视节目和互联网,发起了“为英雄母亲圆梦”的媒体行动。全国各地网友慷慨解囊,我和同事两次去西安,从雕塑家马辉手里,带回了英雄铜像,并把它安放在王艳军生前的校园中。看着老人抚摸铜像,隔着30年与儿子对话,我觉得,没错,记者是多么好的职业啊。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上马街的家中,96岁的老人胡冰为我们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抗战记忆。他风趣地讲述着林迈可与李效黎的爱情故事,把我们带回了战火纷飞的晋察冀边区。循着老人的故事,我和同事跑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在吊里、碾盘沟、柏崖、温塘、龙泉关、松岩口,采访了更多见过林迈可夫妇的老人们。一提起林迈可,他们浑浊的眼神立刻泛起光芒。只有从书本走向广袤的土地,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抗战壮歌。
      当时,我们还拜访了顾棣先生。87岁的他,热情地从如小山般的资料堆里,把珍藏70多年的林迈可手稿找出来,让我们拍摄,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年4月,顾棣先生去世。前两天,我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看到顾棣先生捐赠的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庄重地摆在展柜中,封二“顾棣”的签名清晰有力。老先生可能根本记不住我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新闻后辈。但我觉得,跨越时空,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已经和先生有了某种精神血脉的传承。
      这几年,新闻成了“冷门”专业。有人说,把孩子打晕了,随便选一个专业,都比新闻专业好。诚然,技术不断进步,人们获取信息、分享价值的手段也在变化,我们也在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放下手中的纸和笔,撂下肩头的摄像机,摆弄起并不熟悉的AI、VR,总有一种追不上时代的焦虑感。但我觉得,今天传统媒体的变革,不是向死,而是重生;不是取代,而是迭代;不是被时代弃如敝履,而是从纸媒时代向智媒时代的系统升维。春寒虽料峭,下种正当时。历史一定会眷顾行动者,媒体的下一个盛夏,正扑面而来。
      2023年,女儿高考。我鼓励她报了新闻专业。不同的是,她的专业前边,有“数据”两个字。有人调侃,你是希望“女承父业”?我说,不,她们已是全新的时代。
      岂有豪情似旧时?那位说“记者是多么好的职业”的前辈叫张敬民,曾是我们的副台长,已经去世五年了。每当记者节,我总会想起他,和他说过的这句话。

    迎接人生中第一个记者节
    从业时间:2025年
    李霈箐

      11月8日,我即将迎来人生中第一个记者节。比记者节更早的,是写一篇关于“记者节”的稿件。
      “记者节”,无关蜡烛与蛋糕,却是记者们一年里唯一一次将镜头对准彼此。但是,记者,该如何定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记者出现在电视的镜头中,出现在报纸的署名中,出现在大人茶余饭后的聊天中,似乎轻飘飘地一晃而过,我不知道“记者”的定义,也从未想过“记者”要怎样定义。因为我知道,记者离我很远。
      第一次思考“记者”的定义,是在大学里。彼时,我机缘巧合之下加入校报记者部,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从跟着学长学姐采访,到自己带着学弟学妹采访;从整理录音稿,到独立完成新闻通讯;从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到自己发现“线索”……“记者”在我脑海中逐渐有了轮廓,也逐渐有了分量——TA是真实与客观的代名词,就像是校宣传部老师对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
      大学时期,我们早已深陷于社交媒体时代的洪流。人人刷着手机,无人在意报纸。对于当时纸媒“唱衰”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每月在食堂门口发报纸,遭遇拒绝是家常便饭,偶尔不经意间和发传单的同学相视一笑。对于记者这个身份,我第一次开始迷茫,“我们反复修改的稿子会有人看吗?”“我们写的东西还有意义吗?”“校报还有必要存在吗?”我没有把这些问题藏在心里内耗,并从老师口中得到了一个足以慰藉我的答案——“我们是校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校报就是这一切的载体。”这成了我内心力量的源泉,“学生记者”这一身份我也从大一坚持到了大四。
      第二次思考“记者”的定义,是在实习期。对未来十分茫然之际,我意外获得了在媒体实习的机会,短暂地成了一名“实习记者”。我开始认识到“记者”这个职业不仅仅是我眼中的“光鲜”。他们紧跟时事,想要时刻走在热点的前沿;他们起早贪黑,奔赴采访一线,把我曾视作鸡汤的“星光不负赶路人”演绎得真真实实;他们风雨无阻,抓拍着节假日里依旧坚守岗位的身影。镜头之外,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道匆忙闪过的风景。或许他们是更为宏大的“时代记录者”,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离人民更近。
      当我对“实习记者”这一身份尚且懵懂时,完成了一篇关于“无人便利店”的新闻通讯,我知道我的记者老师会大刀阔斧地改,但我从未想到他让那篇稿子变得颇具思辨性,我尽力去还原事实的时候,老师在进一步辩证地看待与判断价值,没有夸耀智能时代的到来,而是冷静思忖其背后对社会诚信的信任悖论问题。短短几个月,刷新了我对“记者”的认知。
      第三次思考“记者”的定义,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而今,我正在为撰写这条“定义”积累素材。我不再听别人说记者是怎样的,也不再如旁观者一样观察记者是怎样的,因为我明白更加重要的是我怎样去做,我似乎正形成着一套独属于我的“记者”模式:在从晋阳古城返回的路上,我匆匆完成了工作生涯里的第一份稿件,我不知道如何定义记者,我隐没在专家讲解团成了一名听众,但我知道我在新闻现场;在跟随作家采风的路上,我完成了工作生涯里的第一次出差,我不知道如何定义记者,我徘徊在作家周围,但我知道他们在采风、我在“采”他们;在改了一版又一版的写稿路上,我完成了工作生涯里最长的稿子,我不知道如何定义记者,但我知道我在努力还原真实的档案,努力呈现时代的温度。
      总有一天,我不再执着于记者的定义,也就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那时再面对“你知道你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吗”的提问,我不会迟疑,我的答案也不会困于考核和数据,我知道“记者”有千千万万个定义,而我,是其中之一。
      “定义”在路上,文章却迎来尾声。但是,属于我一生的“记者节”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