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李景平、史慧清对谈

史慧清（左三）在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颁奖仪式上。本栏图片由本报通讯员提供

由李景平创作的散文集《云下山河》书影。

　　山西故事，再获认可。
　　在10月30日揭晓的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品中，我省作家李景平创作的《云下山河》、史慧清创作的《风起长城》，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三晋大地上的中华文明、地理符号——山河与长城。书写“山河”与“长城”，是文学的主动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回响。它们既是对我省近年来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挚回应，也是对这片土地上深沉文脉的当代续写。
　　这两部深深植根于山西独特水土的作品，以文学的自觉与历史的眼光，实现了“地方性写作”的精神超越。今天的对谈，记者与两位作家从“山河”与“长城”说起。

创作源于生态理想照进现实的喜悦

　　记者：首先祝贺两位荣获冰心散文奖。站在创作者的角度，会如何介绍自己的获奖作品？
　　李景平：《云下山河》最初拟的一个书名是“天空与山河重又看见”，意指天空明净了、河流清澈了、大地绿了，遮蔽在天地间棉絮一样的雾霾廓清了。天空看见了山河，山河看见了天空。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美丽山西，这是散文集《云下山河》中作品的主题，也是当代文学的主题。
　　史慧清：在《风起长城》中，我写了位于山阴县的广武明长城，这段长城苍凉古朴、寂静沉默，袒露着长城最原始真实的模样。我的文字，便沿着登临的足迹展开，回溯长城厚重的历史，缅怀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与悲壮往事，展现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与文明融合无声见证的深邃内涵。
　　记者：从内容来看，两部获奖作品深深烙印着山西的地理坐标。最初是受到哪些触动，决定书写“表里山河”与“广武长城”？
　　李景平：身为一名生态环境记者与生态文学作者，我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山西这片土地上的生态变迁。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职业关注，更是一种深植于心的理想主义信念。正因见证过山西经受环境污染困扰，当看到天空复蓝、河流复清、大地重披绿装时，那份从心底涌出的欣喜才愈发珍贵。那是一种生态理想照进现实的喜悦，也正是这份由衷的感动，最终汇聚成了《云下山河》中的真挚篇章。
　　史慧清：2011年，我随爱人调动至朔州安家。十余年来，我常陪辛劳半生的父母同游城郊的广武明长城。每次登临，触摸着厚重历史的遗迹，内心总有很多慨叹。直至去年，受一位朔州作家前辈所托，才终于将心中积蕴落于纸上。可以说，《风起长城》的诞生，离不开第二故乡十余年的滋养。
　　记者：两部作品都展现出深厚的地理和历史知识，这必然伴随着写作过程中大量的实地走访。可以分享一下在走访过程中，有哪些让人触动的细节吗？
　　李景平：在《云下山河》的首篇《汾河消息》中，我记录了小外孙一句稚语：“姥爷快看，汾河的芦苇长高了，河岸长矮了，河水长胖了，汾河长大了。”这纯真之语，深深触动了我。那天我带他在汾河公园玩耍，他眼中的变化，成了我笔下的灵感。
　　史慧清：我的触动，来自一次夜登长城。当时天已大黑，从月亮门望去，夜幕下的朔州城和山阴县城灯火通明，一种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这眼前的璀璨安宁是多么来之不易，这蜿蜒曲折的长城承载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多少个朝代的更迭，还有多少次的血雨腥风才有了今日的和平。后来我把这些感想都写进了文章里。
　　记者：《云下山河》用文字守护山河“生态”，《风起长城》用文字守护长城“文脉”。散文这种文体，在记录和守护正在变化的文明与自然时，其力量在哪里？
　　李景平：散文融合纪实的锐度、情感的深度与思想的洞察，形成一种既能映照现实又能照亮未来的审美。《云下山河》就记录了这些观察，这里蕴含了散文对历史现实的发现力，对现实变化的表现力，对文学审美的实现力。这样的力量，是蕴含在散文的字里行间里的，它等待阅读者打开书页，然后发生心灵感应。
　　史慧清：这次颁奖，吴青（冰心先生的女儿）重温了冰心先生“说真话、抒真情”的创作理念，这深深触动了我。散文这种文体的力量便在于真情实感、真心表达。《风起长城》便是如此，文中的夕阳晚霞、虫鸣鸟叫，以及我的思乡之情、奋斗之志，都是真实的记录，这或许是打动读者的原因。

是“地方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记者：两部作品都属于“地方性写作”，当你们书写山河与长城时，是在书写一个地理概念的“地方”，还是一个精神文化的“故乡”？
　　李景平：在山河的书写中，我始终提醒自己保持警觉：文字不应止于纪行与叙事，而应努力寻找那片融汇了人类情感、思想与灵魂的精神原乡。我希望笔下的山河，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文化的故乡；我所书写的“地方”，既是我的栖居之地，也应是他人能够辨认的精神家园。唯有如此，个人的故乡才能成为众人心中的故乡，笔下的山河才能映照出共有的山河。当文字抵达这样的境界，文学的“地方”便超越了地域界限。它既属于我，也属于每一个在精神世界里与之相遇的人。
　　史慧清：我认为自己在写地理概念的“地方”——广武明长城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这是一个在地理坐标上很具体的地方。但是，当提笔去写广武明长城的时候，笔下的长城已不仅仅是山西省某个市县的一段长城，而是中国的长城。每当此时，便觉得笔头有千钧之重，内心格局一下子变大了。
　　记者：两部作品在讲述山西，但评审和读者来自全国。你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靠什么引发了广泛共鸣？
　　李景平：《云下山河》有一句介绍，“生动呈现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山乡巨变’，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思想，给人以审美享受和精神鼓舞”。所以，我所写的地理位置，是山西也不是山西，我写的是以中国作为坐标的山西，是体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山西。谁都可以在这样的山西，找到自己的精神文化归属感。
　　史慧清：我认为作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源于长城这个主题，长城是中国的长城，世界的长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作时，我并未刻意平衡“山西特色”与“普遍情感”，而是任由内心对厚重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渺小的感慨、对和平来之不易的感叹自然流淌。
　　记者：是的，两部作品虽然源于山西这片土地，但最终都折射出了国家层面的成就。在创作中，是如何思考和处理“地方故事”与“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
　　李景平：地方故事，是切入点；中国故事，是背景墙。以一段我写过的文字为例：“于是，中国的河流在变清，山西的河流在变清，我们的桃河在变清，我们村庄的河，就变清了。变清之后，我看到村庄边上，已经生长了许多的新树……绿水青山时代，带给村庄的，恰恰是种植了这源于河的绿。”从这段文字能够看出，中国任何地方的生态环境变化，是地方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如此广大的山河生态巨变，没有国家力量、人民力量，怎么可能实现？
　　史慧清：在《风起长城》中，“长城”这个标题本身就赋予了文章宏大的基调。笔随心动，情感与思考便自然地超越了地域界限，完成了从“地方故事”到“中国故事”的升华。

“创作者应拿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作品”

　　记者：此次获奖对你们未来的创作生涯有什么影响？接下来，是否有计划继续深耕与山西相关的题材？
　　李景平：获得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对我的创作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动力，将鼓励我在生态文学领域继续发力深耕。有朋友曾说，这老兄一写就写到生态环境上去了。说句实在话，这不是思维定式，也不是不能写别的，是从没想过写别的。这次冰心散文奖颁奖仪式，很遗憾没有赶去，因为手头正赶写一部生态报告文学《一泓清水入黄河》，以后也会一直写下去，写工业和农业生态之变。
　　史慧清：此次获奖对我而言是巨大的鼓励，更是一种鞭策。它让我感到知识储备的不足，也坚定了我继续书写的方向。作为兰花集团的一名党务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关注矿工、书写矿工、讲好山西故事，将是我未来的创作主题。我计划将过去十多年在朔州所写的文稿结集出版，作为对这段生命历程的纪念。
　　记者：你们认为文学创作在记录、传播乃至推动山西自然生态与历史遗迹的保护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景平：文学在记录生态与历史遗迹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山西作家曾以作品直面生态危机，留下历史见证。然而，面对四十年来山西生态环境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却尚未诞生与之匹配的震撼之作。我认为，文学理应深刻揭示并传播这种“看见”的转变，以厚重之作展现环境治理如何让文明遗产重焕光彩。
　　史慧清：文学创作在生态保护与历史遗迹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用文学的形式将冰冷的客观存在转化为有温度的生命故事，建立公众情感联结，从而超越简单的知识普及。文学作品不仅能塑造地方文化名片，吸引关注，更能唤醒保护意识，凝聚乡土认同，最终从精神和行动层面推动守护实践，让自然生态与历史遗迹成为人们内心珍视的瑰宝。
　　记者：作为深入观察者和思考者，对于山西未来如何更好地平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具体的建议或期待？
　　李景平：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实则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支撑。没有文化的内在驱动，再强的硬实力也难以持续。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实现历史性平衡，正需文化力量作为支撑。纵观全球环保历程，生态文化是生态保护的根基。当前国家与地方层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鼓励生态文学创作，推动文艺赋美乡村。当务之急，在于落实，创作者应拿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作品，以扎实的文化产品，真正撑起这一片精神山河。
　　史慧清：我的三点文学期许是：第一，让山西的古建、晋商往事与煤矿故事，真正化作笔尖流淌的鲜活篇章；第二，打造文学地标，设计融合太行山水与边塞风情的写作旅行线路，吸引人们前来深度行走与书写；第三，建立良性循环，通过文字守护行动，让故事传播带动传承与保护，最终实现文化保值、生态增值、旅游升级的共生格局。

本报记者康少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