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以平津地区为中心，对华北实行侵略。山西及其北部的绥远等地，因丰富的矿藏与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理环境，很快成为日军侵略的目标；而将平津、绥远、山西这些战略板块连接在一起的，正是地处晋北要冲的大同。因此，日军攻陷平绥线重镇南口后，紧接着便将侵略矛头指向大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这时来到了这座塞北危城，写下了《吊大同》。
《吊大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范长江人生经历的果实，他的新闻事业与抗战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于1909年的范长江，在成长中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与战争，他参与过街头游行，也在军旅中实践过救国理想，但是，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没有收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盘桓在他的脑海。来到华北之后，范长江迎头撞上了正侵略华北的日军。“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不仅侵占了东三省，还将魔爪不断伸向华北。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野心、唤起国人的救国之心，大学生们多次组织了“联席会”“后援会”与“视察团”等组织前往抗战前线，范长江便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新闻报道，为《北平晨报》等报社供稿。
但是，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却罔顾民众的爱国热情，屡次打压学生与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这些矛盾，促使范长江的思想产生了深刻转折。西安事变前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系列报道，进一步促成了范长江的思想转变。报道西安事变后，范长江行走在中国西部，将西北的政情民风展示给全国读者；同时，他也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有了更直观与更深刻的理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再次奔赴抗日前线绥远，不仅通过报道绥远抗战揭露了日军全面侵华的野心，还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下的许多社会问题。种种人生经历使范长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时间前往抗战第一线，大同就是他必经的一站。
因此，来到大同的范长江，不仅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抗战问题专家、一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批判者，对于日军引诱汉奸、掠夺资源、无差别轰炸民众等战争罪行，即使以有限的文字展示，也令人发指。敌人越残暴，我们的民族就越需要奋发。范长江出于这样的考量，将矛头指向那些尸位素餐者以及那些将个人利益高悬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人，他们虽然不是战场上的敌军，却是反抗侵略、民族复兴道路上看不见的障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统治山西的是以阎锡山为首的一批旧式军阀，他们以军代政，将整个山西置于军事统治之下，前线的物资输送，都成为其辗转腾挪的“绝佳机会”，国难反倒为军商打开贪墨的大门。身在太原的阎锡山正是这个利益链条的中心，在他的军事控制下，山西富藏的煤矿与繁荣的商路都成为其谋取私利的“无尽藏”。范长江的笔犹如利剑，将这些“统治者”押到了历史的审判席上。范长江还将剑锋指向“士绅”，他们平日与军商混迹，早就形成军绅一体的利益格局，而侵略者到来，非但不能唤起他们的一点良知，反而使他们更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所谓“抗敌后援”，不过是为讨价还价安上了一个美名。负责保卫大同及其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不仅轻易丧失了大同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也放弃了山西抗战本可以坚守的防线。
范长江的这一番剖析，揭穿了国民党统治下各种所谓社会“上流”的真面目，他们的短视、软弱与无能，在民族与同胞的危难时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诸如大同的“军商”“士绅”等“统治阶级”，正是致使中华民族无法走出近百年被侵略与被奴役命运的重要原因。范长江对大同社会如庖丁解牛一般的分析，正是来源于他对全国问题的长期思考。大同的种种问题，因侵略者逼近而无所遁形。国民党统治下其他地区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范长江也看到了大同的另一面。统治者的另一面就是人民，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主体，他们的义愤、无奈与不甘，正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而不绝的谜底，因此，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便在人民的拥护中诞生了。“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为抗战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但实际上却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特殊时期组织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秉持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发展群众的理念，“牺盟会”以工农、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广泛发动民众参与救亡运动。“牺盟会”不仅开展抗日宣传，还直接组织名为山西新军的抗日武装参与一线抗战；此外，“牺盟会”还旗帜鲜明地推行民主改革，施行减租减息等利民政策。抗战期间，“牺盟会”的活动遍及山西南北，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念带到山西的各个阶层，正如范长江所说，那是“一片丹心”。
《吊大同》虽是一篇战地通讯，但其承载的却远远超出其新闻价值。范长江对中国前进道路的探索、大同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特殊价值，都使这一篇通讯能够成为一面透视中国历史与民族命运的窗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牺盟会”以及千千万万为之奋斗的爱国人士，最终成为击败侵略者、实现民族复兴的钥匙。
苏二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