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聂尔和他的《虔敬与喜悦》

　　《虔敬与喜悦》是聂尔的第六本散文集，这本书一口气读下来，阅读中时时引起共鸣的酣畅淋漓和读后又忍不住的掩卷沉思，都让人不得不发出赞叹，并感佩作者的博学与通达。集子中收入了三辑共26篇文章，分别为“追寻经典”“感知历史”和“阅读生活”。这三者，即文学、历史和生活，依作者的说法，“构成一个活着的人的全部”。因此，所谓“虔敬”，是对历史及其经典的虔敬，而“喜悦”则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从体量上来看，前者为主，后者次之。作者本人也将其视为“一本关于阅读的随笔集”。这里的阅读，当然是文学阅读。但我觉得即便视之为文学批评也无妨，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本可读性极强的散文集。在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周作人在提倡“美文”的时候就曾说过，外国文学中有一种所谓论文，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批评的、学术性的；另一类是记述的、艺术性的。聂尔的这些批评文字，写得既诚且真，不仅坚实地立于一部部厚重的经典之上，游刃有余地穿行其中，绝不凌空蹈虚，漫谈感悟，而且字里行间特别能显出一种超越性的文学魅力。阅读这本文集，读者不仅能感受到这种文学思想的力量，而且很快还能发现它来源于何处。
　　第一辑“追寻经典”应是本书分量最重的部分，不仅在于13篇文章占据了全书一半的篇幅，更因其所论及的问题和对象。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作者日常阅读的轨迹与思想理论的视野。在第一篇《景观与文学》中，作者便思考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当代文学对自然和人文景物的描写日渐稀少？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简单，它需要建立在对当代文学的高度熟悉和敏感之上，而要对其作出回答更有难度。作者的思考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批判到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彼得堡大街上“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到波德莱尔之巴黎的“现代性体验”，再到凯鲁亚克的公路小说，最终，“文学之成为一个景观，是由总体性的景观化世界所决定的。”这也许不是完美的答案，但多少都提供给读者一些可能的思路和启发。再如作者在《批评为什么重要？》中明确地谈到，如果没有批评的介入和帮助，很多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等作家很难读懂。这不啻是作者多年涵濡浸润之后的肺腑之言。他深知，现代文学批评，多需借助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的思维和方法，非此不足以面对那些喜欢思考和形式实验的20世纪大家。也正是这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特点常常使得某些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学院批评丧失了鲜活的阐释力，结果使其批评成为自说自话的乏味的文字游戏。他们的写作中少有读者的位置，聂尔则不然。他在《安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中一面以读者的身份细察托尔斯泰这部经典，一面又思考着读者本身的问题，这是奇特而又令人惊喜的见解！
　　有这样一种现代意识的烛照，读者便不难理解聂尔为何在书中对他钟爱的卡夫卡、本雅明、伯格曼、纳博科夫、奥斯丁、波德莱尔、福楼拜、兰波等作了如此浓墨重彩的论述。不用说，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常识的读者都知道这些名字在文学史上的分量。这部散文集当然不是一部文学史，作者也并非在普及常识似的对上述“大家”作一般的介绍或全面的概述。这些文章每一篇都有一个有趣的切口，例如纳博科夫作为一个蝴蝶专家的身份（《纳博科夫的蝴蝶》），抑或本雅明与阿斯娅·拉西斯短暂的爱情（《本雅明的爱情》）。而论述中作者自我的置入和凸显更使得看似高深的论文成为可亲的随笔。“我坐在落地窗前，望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上面映现出了伯格曼的天空。”即便真要开始分析伯格曼的电影，以这样的句子开头，那就显然是随笔体无疑了。
　　随着这一自我，一路而下，从对经典的“虔敬”论述转向历史及生活，我们便可明白聂尔的现代主义“癖好”及其思想深度是从何而来。《我的外国文学流水账》和《我的三次高考》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我”由此成为主角。而带着历史张力和生命温度的“自传体”最值得揣摩和玩味。历史是无数个体存在的集合，个体是某段历史无常的镜像。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巨变为聂尔提供了进入现代西方文学的契机，而他的固执和“自傲”使他艰难地打开了生活空间狭小的缺口，终于达成某种生命的自足状态，继而是饱满状态。这一段故事不必在此多做重复，我想作者写下这些文字绝非为了给读者讲一个励志故事。我们和无数作者都隔着一段历史和生活的距离，或远或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重返历史，走进它的深处去体察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写下这些文字时候的聂尔，也和经历那段历史的聂尔隔着很长的距离，然而，文章语言的从容和节制告诉我们，现在的聂尔已是一个渐趋成熟的散文家，一个擅于阅读的思考者。可以说，他是一位持续地在文学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并在两者之间架设桥梁的作家，《虔敬与喜悦》将是最好的证明。

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