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一趟霍州署衙，倒像是给心尖挠痒痒，归来数日，那感触非但未消，反在心底氤氲开来，方知那痒处原是千年的苔痕，随着眼前这连绵秋雨，从记忆的石缝里一寸寸探出头来。
雨声渐渐变了节奏，于淅淅沥沥的绵密里，夹杂着铁甲碰撞的铿铿、战马不安的嘶鸣——苔痕覆盖着的，哪里是寻常石阶？分明是尉迟恭帅府行营的将台、李世民霍邑鏖战的沙场。一阵风过，卷着雨丝扑在脸上、身上，竟带了些许粗粝的尘土气息。
青石阶有多少凹痕？檐雨记不清，青苔薄了又厚。砖缝石罅，聚成无数微小的镜湖，倒映出铅灰色的天空与飞檐锐利的剪影。浮光掠影间，千年往事明灭不定。一座署衙大堂，历经隋、唐、元、明、清不同年代、不同匠人的不同理解与不同风格的修缮，梁思成先生称之为“滑稽绝伦的建筑独例”。
怎样一种滑稽，非要以“绝伦”注脚？典型的元代主体“减柱造”，以四根立柱撑起雄浑的空间，沉黯的木色纹理间凿痕犹在，透出北地特有的粗粝、结实和耐用，每根柱础上都雕刻着简拙的莲瓣纹，也是元代工匠习惯留下的印记。仰首望去，梁架纵横交错，就像巨人的骨骼，将所有重量巧妙传导至厚实的檐墙，整个厅堂，无一柱遮挡视线，堂上堂下，宽展朗阔。
可那前檐，被硬生生嫁接一座明代抱厦，四根细柱以极窄的阑额相连，却托起不合比例的普柏枋。斗拱等距列阵，竟与柱位错开，怕是哪位匠人酒醉后随性的手笔。这些斗拱虽不承重，却无一处不精雕细琢，细腻的卷草纹在粗犷的元代骨架间，绽放着明代建筑艺术的繁复美。
偏偏这荒谬自带一股顽强蓬勃的力量，僭越规矩的斗拱倔强悬空，浮华的抱厦与朴拙的骨架格格不入却能共存共荣。穿堂风过，檐角铜铃清响，似在笑人迂腐。堂内高悬一根“茹茹木”，位于“正大光明”梁柱中央，不仅同为支撑，更是廉政警示——原本普通灌木，即使上百年也难成材，但此木仿佛得天恩皇赐，分外茁壮，直径竟达40厘米。若说它是“木中奇木”，不如说是一种告诫，作为寻常百姓也能承官履职，应当自珍自重、勿忘初心。
这里，从来不止一府之衙。
时光上溯，此地曾是隋末虎牙郎将宋老生的军中幕府。一场霍州大战何等惊心动魄！唐军在此与宋老生激战，最终攻克霍邑，为挺进关中铺平道路。
而另一位与霍州结下不解之缘的，便是后来的唐朝开国名将尉迟恭。后世史书关于他的归降，不过轻描淡写一句“使计收降”，但这四字背后，却是美良川畔的设伏奇袭，更是英雄相惜的恩义感化。正因他此后深得信任，并被委以镇守山西重任，后世便有了这样的附会传说——归降后的尉迟恭，曾将他镇守霍州的帅府行营，设于今日衙署的基业之上。
暂将忠义置于一旁，我们仍可纵情想象：校场士卒操练震天动地的呐喊；匠坊锻造兵器不绝于耳的叮当；马厩里战马咀嚼草料，偶尔发出预示不安的响鼻；夜深人静，巡夜兵士的梆声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在长廊深处。宏阔的大堂，尉迟恭升帐议事，或许也曾怒目圆睁，下达一道道关乎生死的军令；或许也曾蹙眉沉思，权衡一次次关乎进退的战略。他必是殚精竭虑，将一身文韬武略运转到极致，唯恐稍有疏忽，便辜负了那份沉甸甸的、肝胆相照的信任。
唐太宗因被鬼魅呼号之声困扰，久久不能安睡，遂命尉迟恭与秦琼披甲持戟，夜夜守护于宫门之外。说也神奇，自此宫中竟再无异响，邪祟遁形。太宗心疼爱将，便命画师绘下二人真容，张贴于门上以镇邪祟，民间由此效仿，渐成风俗。想来，当年这位霍州署威震一方的统帅，绝不会料及，自己的飒爽英姿，有朝一日会化作千家万户的守护门神。
唐风渐远，元朝铁骑踏雪而来，霍州署的角色也随之演变，因其“南扼白壁关，北控韩信岭”的极端险要，此地一跃成为沟通晋中与临汾的咽喉，集军事堡垒、驿站与行政中心于一体。也正得益于此处雄厚的驻军与完善的防御体系，巡幸四方的元皇帝，便特指定这座署衙为临时行宫。
氛围悄然更变，纯粹的杀伐之气中，浸染上帝王的华贵与皇家的禁忌。署衙门前，那面“二龙戏珠”琉璃影壁，便是最有力的物证，如同一道华丽而森严的分界。两条以孔雀蓝、明黄釉彩通体烧制的琉璃巨龙，龙身盘旋矫健，颇具破壁之势；龙首怒目圆睁，凝视于烈焰中璀璨的宝珠。它无声地宣告：自此门而入，此处已非尉迟恭杀伐决断的帅府，亦非寻常州府办理公务的衙门——而是圣驾驻跸，不可惊扰的皇家禁地。
元帝的銮驾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但这面影壁却成了永恒的史证，使霍州署门庭自此拥有了双重身份：它既是面向黎民百姓的州府入口，也是曾承接真龙天子的神圣道标。后世的康熙帝西巡、慈禧太后西逃，当其车驾抵达霍州署，首先直面的，也正是这面昔日皇权的象征。
秋风拂面，裹着清冷的雨，将脑海中交错起伏的战鼓铿锵、皇命仪仗次第吹散。目光顺“二龙戏珠”缓缓垂落——影壁基座下，一线浓密的青苔，得雨水沁润，似在徐徐流淌：它生在那里，安然也淡然，虽不语，却知千年。
王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