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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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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笔下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日期: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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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09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从符号化到主体化的转变。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女性常被简化为“革命加恋爱”的附属符号,其形象多服务于革命叙事的需要。例如,茅盾《子夜》中的林佩瑶,虽具有反叛意识,但其存在意义往往依附于男性革命者或社会变革的宏大主题。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虽承载着启蒙与革命的双重诉求,却因工具化倾向而流于表象,未能深入挖掘女性的内在生命体验。
  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女性主体性形象的塑造。曾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书写女性个人苦闷的丁玲,其创作也转向对革命女性集体命运的观照,与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一同,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与丁玲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更注重书写性别与政治的复杂博弈不同,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更具有在地性、更加接地气,更注重展现女性在乡土社会中自身的性别魅力以及自主意识的觉醒。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以鲜明的农村视角和现实主义风格著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女性形象并非传统男权叙事中的附庸,而是以泼辣、坚韧的姿态,主动打破封建桎梏,甚至成为推动男性觉醒与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些女性角色不仅承载着对旧制度的反抗,更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本文将以《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二妞、《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登记》中的艾艾等角色为例,探讨赵树理笔下女性形象的“泼辣”特质及其对男权世界的突围。

女性作为家庭变革的推动者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女性常以“泼辣”形象示人,这种泼辣并非简单的性格标签,而是对抗压迫的生命力外显。以《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二妞为例,她虽身处贫苦,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掌控力,面对丈夫铁锁因官司破产、被迫流亡的困境,二妞不仅操持家务,更在精神上成为铁锁的支柱。当铁锁因衣服破旧羞于见革命者小常时,二妞果断“借白狗一条裤子”以维护丈夫的尊严,甚至在铁锁急躁时冷静补衣,展现了她务实而果决的行动力,这种坚韧不拔的品格,恰恰与铁锁初期的软弱形成对比。赵树理通过这种“女强男弱”的叙事,颠覆了传统家庭中男性主导的刻板印象,赋予女性以主动改造家庭命运的主体性。

女性对封建伦理的反叛

  赵树理笔下的年轻女性,尤其擅长以“泼辣”姿态挑战包办婚姻与封建礼教。《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面对母亲三仙姑的包办婚姻和恶霸金旺的压迫,直接声明“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她的反抗不仅指向家庭内部的封建家长,更直指政权中的恶势力,展现了农村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全盘掌控。《登记》中的艾艾则更进一步,在婚姻登记受阻时,公然痛斥官僚主义的“老顽固”,以直率的态度撕破旧制度的虚伪面纱。这些女性不再被动等待男性拯救,而是通过自主选择伴侣、公开抗争,直接参与社会规则的改写。

承认女性在乡村变革中的劳动价值

  在赵树理的创作中,女性不仅是乡村变革的见证者,更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重要力量。通过《孟祥英翻身》《登记》《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赵树理不仅塑造了鲜活的女性形象,更以她们的劳动实践为切入点,揭示了女性在乡村社会变革中的主体性价值。他找到了女性解放的实践路径,就是通过自身劳动,从“被压迫者”变成“劳动英雄”,孟祥英的成长轨迹是赵树理笔下女性觉醒的典型代表。在《登记》中,艾艾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如纺线、织布),逐渐摆脱了“罗汉钱”所象征的封建婚姻枷锁,最终在婚姻法的保障下实现了自主选择。可以说女性的劳动不仅是生存手段,更是争取话语权的政治行动。

泼辣背后的悲剧性与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对女性泼辣特质的刻画并非全然褒扬,而是夹杂着对男权视角的反思。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虽被作者以“驴粪蛋上下上了霜”的讽刺笔触丑化,但其悲剧性根源实为封建婚姻的压迫:她因婚姻不幸而通过“下神”与青年接触,以畸形方式反抗命运。这种复杂性揭示了一个悖论——泼辣既是女性反抗的工具,也可能被男权社会异化为“不正经”的标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赵树理的女性形象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例如二妞的泼辣中蕴含着对家庭责任的担当,而三仙姑的“妖娆”则暗含对个体情感需求的挣扎。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一幅农村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求生存的众生相。

女性崛起与革命叙事的交织

  在赵树理的革命叙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识与集体解放紧密相连。《李家庄的变迁》中,二妞不仅是铁锁革命的“后勤保障”,更通过日常行动传递着朴素的阶级意识。当铁锁因参与牺盟会活动遭受打压时,二妞的坚韧成为他坚持斗争的精神动力,这种从家庭到革命的联动,表明女性崛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整体变革的缩影。女性正是在参与集体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个体反抗到社会价值重构的跨越。
  赵树理笔下的泼辣女性,以鲜明的个性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温顺”“隐忍”的刻板形象,她们既是旧制度的挑战者,也是新秩序的建构者。尽管赵树理的创作难免受到时代局限,但其对女性自主意识的肯定,尤其是对她们在家庭与社会中推动性作用的描绘,无疑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泼辣”不仅是性格特质,更是一种生存策略——在男权与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唯有以泼辣为刃,方能劈开一条自主之路。正如二妞、小芹们的抗争所揭示的:女性的崛起,从来不是依附于男性的恩赐,而是源自对自身价值的觉醒与对命运的主宰。

吕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