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书影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书影
胡一川版画《军民合作》
彦涵版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山西抗战文艺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刻诞生的精神火炬，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独具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延安文艺方向为指引，山西这片热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先锋。他们以笔为枪、以歌为号，深入烽火前线，扎根人民土壤，开创了文艺与革命实践深度融合的壮阔局面，不仅记录下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更参与塑造了抗战的精神图谱，为中国现代文艺史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山西抗战文艺的地位与影响
山西抗战文艺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以八路军创建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区域，集聚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亲身参与了激烈的抗战斗争，发挥了特殊时期文学的特殊作用，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进程。
抗战爆发初期，围绕发动群众参与到救亡阵线中的中心任务，山西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和“新军”，在各地及各部队建立了文艺宣传组织，创办报刊，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文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战初期山西文艺的繁荣。仅在戏剧运动方面就有：“牺盟会”吕梁剧社，“战地总会”战地宣传团，第二战区抗战协会歌剧队、话剧队，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前线剧社，工人自卫旅的工卫旅剧社等众多文艺团体，他们不但在部队内部创作演出，鼓舞士气，丰富部队文化生活，而且也深入到各地进行活动，起到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各界人士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中期的相持阶段和后来的走向胜利阶段，以山西为核心的各根据地文艺建制进行了调整，一批本土文艺团体，太行文联、太岳文联、晋察冀文联、晋绥文联等专业文艺组织相继诞生。这些组织很好地发挥了组织协调、桥梁纽带作用，把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机地整合起来，把文艺界人士凝聚为一体，开展行之有效的活动，让文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各文联组织非常注意从思想观念上引导作家的创作，要求他们要广泛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获取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要了解群众喜欢什么样的文艺形式，写出让他们能够接受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些有着导向性的文艺措施，培养出了一批像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本土青年作家，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打下了基础。
概括山西抗战文学的经验与价值，最大的特点是：与同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具有同一性和同质性，都是表达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自由与专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人类大较量。
当然，由于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差异，山西抗战文学跟全国抗战文学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相比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个性特征，更多凸显的是根据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翻身，在思想精神上摆脱愚昧状态获得解放的文学，是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融为一体的文学，是将五四运动思想启蒙与抗战救亡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学。
山西抗战文艺中产生的数量庞大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前线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与伟大的爱国情怀。同时，在这方土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化团体、文学组织、文艺报刊、戏剧演出团体，出现了空前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热潮，在山西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群英汇聚的抗战文化风景线
抗战烽火中，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与战略地位，汇聚起独特而壮丽的“抗战文化洪流”，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如百川归海齐聚三晋大地。
一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团体。
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在延安成立，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往前线的第一个文艺宣传团体。作家丁玲、吴奚如任正副主任，成员主要有30多人。他们西渡黄河，经过晋南、晋中地区，两个月后抵达省会太原。他们一路走，一路创作，一路宣传，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转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总政治部所在地，先后在晋西、晋中、晋东南活动六个月，辗转十多个市县，行程三千多里，用文艺的形式播下了抗战火种。一年后，“西战团”返回延安，稍稍休整，调整人员，在周巍峙的带领下二次入晋，抵达晋察冀边区，又发动了一系列文艺运动，为根据地的革命文艺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西战团”成员除了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外，还创作了许多散文、报告文学、速写、戏剧作品。如丁玲写了《临汾》《冀村之夜》《关于自卫队感言》等散文、速写和独幕剧《重逢》、三幕剧《河内一郎》，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抗战初期山西的政治形势及各阶层人民对抗战的态度，通过这些作品，让全国各地的读者看到了山西抗战初期的真实情况。
此外，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先后组织了五批抗战文艺组，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主要成员有吴伯箫、卞之琳、鲁藜、周而复等。鲁迅艺术学院组建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团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等名家，他们辗转晋西北、晋冀豫、晋察冀根据地，用版画等美术作品宣传抗战。鲁迅艺术学院还派遣两个团体到太行山前线体验生活，他们到了根据地或公演，或训练当地剧团、歌咏队，或到部队中采访报道和创作，对唤醒群众抗日觉悟、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来自国统区文艺团体的文艺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从上海、武汉、重庆等国统区，一批作家、艺术家先后奔赴山西抗日根据地，参加宣传活动并且创作作品。其中，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欧阳山尊、贺绿汀、王震之、崔嵬等文化名人组成的演剧队来到山西抗日前线，边创作边演出。如作曲家贺绿汀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目睹了游击队员的机敏善战，连夜谱写出《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首充满机智与力量的进行曲，生动展现了敌后军民“出没在青纱帐里，活跃在万山丛中”的游击智慧，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全国抗日武装的“精神军号”。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周恩来、郭沫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名义，在武汉组建十个演剧队，其中第三队被派往晋东南地区。三厅特派员光未然任中共支部书记，徐世津、王负图任队长。演剧队两年时间深入敌后，奔波于晋东南地区和吕梁山区进行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1939年，光未然在山西壶口瀑布目睹黄河惊涛，触发创作灵感，写下《黄河大合唱》歌词；冼星海在延安谱曲时，融入了山西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旋律元素。这部作品以黄河为象征，从“黄河船夫曲”的豪迈到“保卫黄河”的激昂，将山西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抗争与觉醒熔铸于音乐之中，周恩来曾评价其“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至今仍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丰碑。
三是大量个体文艺工作者涌入山西。
抗战期间，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满怀抗战激情，自行从外地入晋，先后有周立波、舒群、柳青、李公朴、柯岗、艾青、蔡其矫、公木、袁勃、高咏等，他们到了不同的根据地，参与到文艺组织里，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搞创作，参加宣传活动，为全民抗战鼓与呼。
抗战初期，在党组织支持下，晋东南创立了好几所教育机构和文化组织，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吸引了大批进步文人和知名作家来山西，包括侯外庐、聂绀弩、徐懋庸、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文化名流，他们任教于这些机构、组织和民族革命大学。比如诗人艾青目睹北方人民深受战争灾难之苦，写出了名篇诗作《北方》；萧红写了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短篇小说《黄河》和《孩子的讲演》，端木蕻良创作了短篇小说集《风陵渡》，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怀，杨朔写了报告文学《西战场》《昨日的临汾》《铁骑兵》等。
抗战时期山西所汇聚的这道群英璀璨的文化风景线，不仅是文艺与战争相结合的历史现象，更是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文化觉醒与精神奋起的深刻见证。来自延安的文艺团体、国统区的演剧队伍，以及无数怀揣理想与热血的个体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河、突破封锁，汇聚于山西这片抗战热土。以笔杆为武器，以舞台为战场，将艺术转化为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的强大力量。
历史提醒我们，文艺与时代共振，是历史的见证、人心的共鸣。在山西所诞生的这些抗战文艺作品和其所承载的精神，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艺生态，展现出文化在民族存亡关头所具有的凝聚功能与精神感召力。（本文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杨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