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寻访了一些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又翻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八路军总部曾在我的家乡寿阳驻扎。那是1937年10月，正是忻口战役的关键时刻，日军的攻击受阻，集结了七八万兵力向阳泉一带进攻。娘子关一线告急，八路军129师与115师火速驰援，总部也从五台的南茹一带经盂县、寿阳向前线突进。遗憾的是，八路军还没赶到，娘子关已经失守。当天，八路军总部正运动至寿阳，驻宗艾；次日，驻景尚；之后进入和顺，至马坊驻扎了十来天，到达石拐后召开了著名的“石拐会议”，决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有人说朱德总司令曾连夜到达寿阳。他到寿阳后停留在什么地方？有资料说是文庙。按郝雪廷研究，朱老总是10月31日从和顺的马坊到了寿阳，会见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等众多国民党将领，与他们讨论战事，介绍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情况，以鼓励大家坚持抗战、团结协调各方力量；但也有人认为朱老总到寿阳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或者两事兼顾也很可能。他到和顺后就在石拐的河滩上召开了群众大会。
事实上，八路军总部每到一处，只要有机会就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总要到会做报告。比如八路军总部离开石拐到了榆社后就在文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朱老总在会上作了讲话；进入武乡后，就在段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朱老总又作了演讲。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战，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更是八路军总部的重要工作。八路军总部不仅仅负责打仗。
进入敌后，八路军的一切都非常艰难。给养困难，要靠自己解决；枪炮严重短缺，要靠自己来造；医药无法保障，只能自己想办法。毫不夸张地说，八路军几近一无所有。试想，连八路军总部都没有一处安稳的驻地，这一切又从何而来？但八路军有的是骨气、智慧，有保家卫国的信念，有夺取最后胜利的奋勇情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路军总部与地方党组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敌后根据地创建了人民政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武委会、民兵、自卫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岗位。武器装备缺乏，便开办兵工厂制造枪炮弹药；没有医疗设施，就创办各类卫生材料厂，研制医药用品。此外，还创办众多学校、书店、剧社、报社、杂志社，发行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阅读的书籍、报刊，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为今人所难想象。
八路军总部什么时候转移、要转移到什么地方，都是不确定的，尽管在每一地驻扎的时间都无法预判，但总是做出常驻的做派。缺水，就打井拦坝；缺粮，就开荒种地。谁都知道，这些粮食基本上等不到成熟就转移了，但他们还是要种，自己可能吃不上，老乡还可以吃。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驻扎时，正遇大旱，彭德怀、左权等组织战士在清漳河上修堤筑坝、蓄水灌溉，又引进水稻，峭立的山峰中，出现了一片片稻田。麻田，也被称为太行山上的“小江南”。
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工作安排好后，首长们总要抽时间到老乡家里拜访。在潞城的北村驻扎时，朱老总到了村民杜堆金家，见锅里只有野菜拌糠，就命战士送去小米和南瓜；见村里担任交通任务的游击队员杜春兰衣着单薄，便将自己的旧大衣送给了他。人们常常会说起村里谁谁是朱老总的朋友、谁谁是彭老总的朋友，在很多地方不用“朋友”这样的词，他们叫“连手”。连手，就是手挽着手。他们说起八路军，会说“咱的人”——“咱的人”回来了；“咱的人”打了胜仗；“八路军就是咱的亲人！”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存留有一封朱德总司令的信，是他写给同学戴与龄的。戴与龄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随朱德参加革命，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因病潜返泸州。1937年底，总部转移至洪洞，朱老总得知家中受到迫害、四川又遇荒年，生活十分艰辛后，心绪烦乱，给戴与龄写信，希望能帮助老母解一时之难。“与龄老弟……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使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这封信我不是现在才知道。多年前，有音乐家来山西采风，曾到武乡，返回太原后，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一位音乐家说，他见到这封信，大为震惊！八路军总司令竟要靠借钱来养活母亲。他一边说一边哽咽难语，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而旁边的我，则为他的感动而感动、为他的流泪而流泪。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有80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东西已离我们而去，可80多年前的记忆却深刻在人们心中。有很多故事、人物、传奇、细节，以及今天难以想象的事情仍在历史的帷幕中闪耀，更多的则留存于时光皱褶中，时隐时现，不时地闪射出炽热的光芒，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