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出发 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梁贝 文艺学博士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山西省教师教学研究会秘书长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本书是著名文化学者席宏斌“地域文化”系列的一部代表性著作。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创作宗旨，是以分析晋商的异军崛起以及后来的衰败原因为基本线索，在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里，对山西总体地域文化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全书共由13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海内最富”可以被看作是整部著作的引子，由明清时期的晋商鼎盛切入，对自春秋时期的晋国以来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山西地域文化进行了扫描与思考。从第二章“首相和首富”一直到第六章“晋商崛起的秘密”，主要沿着历史的演进脉络，描述并探究分析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山西与当政者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同时也对不同时期的山西文化状况进行了阶段性考察。从第七章“万里茶道”起始，一直到第十二章“黄河 太行长城”，作者分别从万里茶道的打造、晋商与城市形成之间的关联、山西与历代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对三晋文脉的根本性锻造、河流与山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不同侧面，对山西地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思考。最后一章“再读山西”，则是在此前全面考察基础上对山西地域文化的一种理性沉思。
　　作者最终的考察研究结论是：“在中国所有的地域文化类别中，晋学无疑应该成为一门显学，而阅读中国5000年文明史，应该从山西开始。”

杨东杰

荐书人品读
山西地域文化的深度阐释

　　身为天津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大学传统文化与人文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著名文化学者席宏斌，对中国地域文化的考察，把山西选作第一站，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籍贯是山西，另一方面却也因为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重要：“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最早始于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最核心的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汾河、渭河、洛河与黄河相接的三角地区，山西正处于这一核心区域的中心位置。历史上三晋国家魏、赵、韩所在的区域正好覆盖了这一地区。因此山西也确实可以作为探寻中华文明的原始出发处，而研究三晋文化的晋学应该也必将成为一门显学。”认真翻检席宏斌的这部《从山西出发 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笔者不无惊喜地发现，这一聚焦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著作有一个难能可贵处，就是问题意识的凸显。
　　比如，针对余秋雨那篇影响极大的《抱愧山西》中关于晋商“坦然从商”的相关论断，席宏斌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若说晋商‘讲究信义’，赞同者应该甚多；若论晋商‘严于管理’，似乎也有据可查，但若由此推出晋人‘坦然从商’的结论却十分勉强。”依照席宏斌的分析，晋商在明清时代的异军崛起，其实是被迫无奈的一种结果：“准确地说，晋商在明清时代崛起并不是晋人们‘坦然从商’的结果，而是出于无奈。”首先是明代：“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山西籍官员能做到总兵以上者不足百人，山西人对明代政局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反观其他几个汉族王朝，山西人对政局的影响却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既然出仕无望，那留给山西人的道路，自然也就是经商一途。在席宏斌看来，如此一种被迫无奈的行为，是谈不上“坦然”的。
　　再比如，山西商人为何没能在唐宋时期集体性崛起？具体原因何在呢？席宏斌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相关的第四章“王业所基”这一部分提供了看似委婉的答案。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人说过，‘太原乃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王朝的世纪也是山西人的世纪。‘一部唐史，半数晋人。’唐王朝的根基、发迹、崛起、高峰甚至衰败，都和山西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理非常简单，正因为山西人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当山西人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这一王朝的社会政治事务之中的时候，他们自然无暇也不屑于去从事在当时很多人心目中肯定等而下之的商业活动了。
　　还有就是，曾经辉煌鼎盛长达500年之久的晋商票号，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应时势，改制演变为现代银行？在席宏斌的理解中，关键原因还在于当时票号掌门人过于因循守旧，因而一再错失改制良机。先是面对袁世凯加入天津官办银行的邀约置之不理，然后是将鹿钟麟组建大清户部银行的建议束之高阁。到后来，拥有远见卓识的李宏龄，虽然一力主张早日改组银行，但却遭到了一味坚持保守立场的毛鸿翰的强力反对。正是因为有了毛鸿翰的坚决反对，票号的改组事宜才再一次被搁置。等到他们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制为银行的时候，却早已为时已晚。
　　一部旨在从宏观层面系统把握与深度阐释山西地域文化整体图景的学术著作，能够拥有如此突出的问题意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有鉴于此，我愿意在这里向读者朋友郑重推荐这部兼具厚重的学术积淀与敏锐的批判视角的地域文化著作。我相信，那些对山西地域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不会对这部《从山西出发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感到失望，肯定会从中获得富有价值的学术启发与认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