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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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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功利写作”

日期: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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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11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 赵勇,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接合:大众文化的冲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做生活》《人生的容量》等学术著作、散文集、学术随笔集10余部。

  •   作为国内知名教授,赵勇除了诸多学术著作之外,已出版4部散文随笔集。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风格:既融合了学者贯通中西的深刻洞察,又可以将文艺理论功底自然诙谐地曝露于活泼的叙述语言之中,这是一种有趣的杂糅:他的书写接通了学术、日常,甚至民间方言的通道。民间俗语与专业概念毫无违和地创造出新的语言风景。文风显得真诚、坦率而有力。等批判理论或文学史的维度猛然照见俗世生活和个人经验,会产生奇特的效果。尤其是,文中绵密的反思和追问穷追经验里的琐细场景和大小路径,使得他的散文呈现磅礴、通透和丰富的网状结构,读后令人五味杂陈,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冲击力。
      因此,他的散文也真正体现了知识的在场化,通过他的语言风格,他接通了学术和大众之间的距离,使得他的专业知识真切地落到了民间和现场,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今天,特刊发赵勇自述和关于散文集《做生活》的书评,以飨读者。

    ——编者

      李怡曾是我的北师大同事,后来他离京返蓉,回四川大学任教,却一直没忘掉自己的“阶级兄弟”。此前他主编“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学丛书”,曾邀我合作,于是有了《文学与时代的精神状况》(2017)一书。去年5月,他又着手主编“60后学人随笔”,继续邀我出马,我欣然从之,于是又有了这本《做生活》。
      而且,这一次成书也快。记得李怡是让我在一周之内提供书名和书中篇目的,我“得令”后,嘁哩喀喳就弄出一个。能如此之快就把它搞定,主要是自己“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因为3年前我写《做生活》一文,便有一想法:以后再出散文随笔集,我就以“做生活”作书名。为什么我偏爱这一说法?主要是我想把学术话语“晋城话”或“晋城化”;为什么是晋城而非武乡、平遥、洪洞?因为晋城是我的家乡,晋城话是我的“母语”。我想看看,让学术话语与自己的“母语”形成某种关联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效果。
      所以,这本散文随笔集,我没有“痛说革命家史”,而是想呈现自己在学术层面的经历、故事、想法和思考,使其既有文学性,也有某种学术性。
      既然有了如此定位,我也就把以前写的这类文章分成了3辑:
      其一是“边走边唱”,主要讲述自己走上学术之途的心路历程,“十年一读赵树理”的思考过程。同时,尽管我只是散文写作的“业余者”,但我依然不揣简陋,端出了自己的散文观,也交代了一番自己散文写作的经历。
      其二是“常青指路”,说的是我现如今之所以能混成一名还不至于太差的学人,是与“洪常青们”——“草灰”大伯郑允河、大学老师邢小群、研究生导师之一夏之放、亦师亦友姜静楠、伸出橄榄枝的张德林先生——的指引和教诲分不开的。当然,他们也只是代表,因为篇幅所限,我只能呈现这么多内容。
      其三是“戏比天大”,此辑主要是我现身说法,专讲读书、写作、做学问的道理。如果说陈佩斯是通过《戏台》,正面讲述了一个“戏比天大”的故事,我则是通过书信等形式告诉后来者,学术界也讲究“戏比天大”。一旦你把学问当成儿戏,昨天被人发现“学术不端”,今天让人揪出“学风不正”,你是不是就成了学术界的洪大帅?
      屈指数来,《做生活》已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随笔集,因为此前我已有过《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2010)、《人生的容量》(2022)和《刘项原来不读书》(2022)。我的本职工作本该是老老实实搞研究,写论文,但最近一些年我却常常旁逸斜出,一心二用,一手造论文,一手写散文,把自己搞得不亦乐乎。我曾经讲过,高校教师写散文就是不务正业,是挣不来“工分”、得不到奖状的。而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做一些功利的事情固然重要,因为它关乎自家饭碗。但一味急功近利,也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淡乎寡味,索然无味。如何才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呢?我的做法是把“非功利性”请进来。就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所以,在一些作家那里,写散文可能是主业,但于我而言,它显然且必然是“非功利写作”。
      当然,我之所以去写散文,也是因为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一清二楚,学问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条分缕析。所以我时常觉得,我是把想清楚的交给了论文,把没想清楚的交给了散文。当然,《做生活》中有一部分已非散文,而是随笔,甚至可能是我近年来鼓吹的论笔了。既然是论笔,那它就有可能介于想清楚和没想清楚之间。所以,当读者朋友在《做生活》中看到我的一些犹疑、含混和突然的断裂时,或许是我遵循了这种文体的指令。而你们——亲爱的读者,当然可以使用症候阅读法,然后把我那些“无言的论述”从文本的深处拖出来。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