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孙谦的处女作《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这是他根据自己在山西临县境内参与“木坎塔战斗”的真实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由此，孙谦开启了以笔为戎的革命文艺生涯。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围绕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提出文艺应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需转变立场、深入群众生活，强调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当时，以普通学员身份参加学习的孙谦，没有机会现场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七天，他在鲁艺大操场聆听了毛主席“到社会这个大鲁艺学习，把文艺工作的重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报告。之后不久，他被调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年底，“精兵简政”大规模开展，孙谦带着学习的收获和对毛主席讲话的思考离开了延安，转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晋绥文联文化工作队队员。
抗日战争中期，抗日根据地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已然存在，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成为时代需要，新的文化、文艺运动应满足建立完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历史要求而产生。为了削弱进而消灭抗日根据地势力，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实行反共灭共政策，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加之自然灾害连年，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锐减，进入极度困难时期。彼时，晋绥边区文联下设音协、戏协、文协、美协和记者协会，后又在各县成立文联组织，孙谦到了保德县第三区工作，并担任区抗联文化部部长。四十年后，他在散文《第一次下乡》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粮食、棉布都极度困难，连战斗部队都搞精简，小小晋绥边区，哪有力量顾及什么文学创作队伍的培养？”“在我到保德之前，边区抗联文化部部长亚马同志（精简前，他是晋绥边区文联主任）曾说：‘咱们这个穷地方，苦生活、没文化，过路的作家、艺术家不少，可谁也不愿意在这里生根开花。毛主席说：要战胜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得有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咱们边区急需要有自己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能再等待了，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培养和造就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亚马的话很使我感动，也是一种力量，但我却缺少信心：像我这样只读过四年级国民小学的‘半吊子’货，真的能被培养和造就成什么‘有作为’的文学家吗？”
带着反问与思考，孙谦逐渐认识到自己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去挖掘“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1943年春节，敌人没来“扫荡”，他利用“破五”之前的几天，白天走街串巷访风问俗，从解决“语言不懂”问题开始，找当地群众闲聊天、学话，在小本上记了一大堆乡音土腔、习惯语、俏皮话，夜晚独坐空窑回想曾经艰苦的部队生活和那些在战斗中生死与共的战友，记起在临县木坎塔战斗之后为寻找部队吃过糠炒面和观音土，想起在那次战斗中为保护机要文件、滚入山谷身负重伤的部队政治部机要女秘书刘温同志。在改造思想和深入生活的双重推动下，孙谦创作了《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这部短篇小说全文仅有三千二百字，结构紧凑，叙事张弛有度、情节起伏转折，跨越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过去和现在两个战斗场景的穿插和负伤前后女主角形象的对比，塑造了一个富有朝气、果敢勇毅、信念坚定、誓死尽责的女性共产党员战士形象，主人公“我”和部队进行战术转移途中遭遇日军，由于人员和装备悬殊，“我们”的部队被鬼子冲散，“我”也掉队了。“我”跑到山谷中找水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女战友、部队机要秘书刘勇，她为了保护机要文件、躲避敌人，防止文件落入鬼子手中，从山顶滚至谷底，面部、腹部、腿部多处重伤，难以行动。刘勇看到“我”像看到了希望，委托我带着机要文件返回部队，“我”不愿放弃受伤的战友准备带她离开。为了不拖累“我”，刘勇借口让我去给她找水，趁我离开时，她开枪自杀。“我”听到枪声迅速返回，发现刘勇因受伤自杀时未能对准自己的要害。“我”和刘勇在山洞里躲避鬼子、养伤，多日后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部队。故事篇幅虽短，但伏笔和布局巧妙，紧张的战斗场面牵引着读者神经在紧绷与放松之间游走，主人公刘勇在得救后为保护集体利益开枪自杀的情节将故事推到高潮，英雄的高大形象也随之深深刻在读者脑海中。
小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在部队和群众中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成为孙谦现实主义创作历程的发端。他还创作了《兄弟》《电话班》《老资格》等抗战题材小说，以及《岚县模范民兵小队》《卓越的民兵指挥员——段兴玉》等反映吕梁山区民兵抗日杀敌的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都鲜明表现出他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和对同志的真诚爱戴，受到战士、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与马烽、西戎创作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共同忠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那段峥嵘岁月，鼓舞、教育着群众，使得人民成为八路军坚固的后方堡垒。特别是部分作品中对妇女儿童抗日活动的描写，既反映了战争中无人能够幸免的残酷性，也体现了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的巨大影响。
在《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得到大家的认可后，孙谦不断尝试从他的战斗经历和边区生活中发现和选择创作对象，秉持“以真为美”的审美标准，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记录现实、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回应现实，为他后来的创作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打下了基调。孙谦的语言风格质朴自然，通过细腻的笔触刻画农村现实生活，文字表述贴近晋西北农村地区方言，乡土气息浓郁，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也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风格与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等作家“描写农民、关注农民命运”的创作传统相契合，也使得孙谦成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之一。
除了小说创作，孙谦在剧本创作方面也显示出了才华。据统计，抗战期间活跃在前线部队的文艺团体有十几个，包括抗敌剧社、战斗剧社、前线剧社、七月剧社等，这些剧社一般都有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既能演出大型话剧，也进行小型演出，如秧歌、曲艺、歌曲等；既为部队官兵演出文艺节目，也承担发动群众、向各地百姓做宣传教育的任务。1943年秋，孙谦在保德县乡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随后分配到七月剧社工作，与西戎、常功、卢梦合著了大型秧歌《王德锁减租》。极度困难时期，晋绥边区为战胜日军封锁和自然灾害，保障军需民用，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经济、开展大生产运动，孙谦根据身边出现的“办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与常功、胡正、张朋明合写了剧本《大家办合作》，反映合作社急群众所急、有效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两部剧作由“七月剧社”以秧歌剧形式编排演出一百多场，观众达20多万人，成为极受欢迎、百看不厌的好戏。这两部剧还在晋绥边区纪念抗战七周年“七七七”文艺奖征文活动中，分别获得了甲等奖和丙等奖。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大批青年文化、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形成了一支热爱人民大众，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队伍。孙谦作为这支队伍中从战士和农民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带着部队和农村生活的深厚积累，怀着崇高的革命情怀和对农民的朴素情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走出了一条大众化创作道路，如滔滔黄河水激起边区人民的壮志雄心，似巍巍吕梁山带给边区群众宏伟的力量。
常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