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与红岩精神

主讲人：厉华

1947年，彭咏梧与江竹筠去下川东搞武装起义前与孩子彭云的合影。

江竹筠在狱中写给亲人的遗信。

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

　　

【阅读提示】
　　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原型，她是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她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她就是江竹筠，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所领导的壮丽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和重庆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主讲人：厉华】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报告团成员，重庆两江新区人和街道红岩文化史料研究中心厉华工作室负责人。

选择|投身革命

　　江竹筠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农村家庭，8岁时随母亲逃荒到重庆，投奔在码头打工的父亲。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她进入教会学校读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岸中学和中国公学附中。她立下重誓：“要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学校，受到班主任老师、地下党员丁尧夫的影响，江竹筠开始对“革命”有了认识，还参加了党组织的学习讨论活动，慢慢地思想发生变化，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像丁老师那样的人。于是，1939年，20岁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回忆：“我告诉她入党后是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牺牲的！你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她断然回答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既然决定入党，就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党员要“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江竹筠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科，同时负责学校地下党的学生活动。毕业后，党组织把她送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和会计，后来又派遣她担任新市区区委委员，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区内的女党员。1943年后，江竹筠到成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合作社工作，当被强迫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她按照组织要求离开了合作社。

担当|心存敬畏

　　1943年5月，江竹筠突然接到任务，需要以“假妻子”的身份掩护地下党领导人。这对年仅23岁、从没谈过恋爱的江竹筠来说很难。党组织进一步向江竹筠说明了实际情况：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坚强的西南党组织”的决定，党组织决定将地下党云阳县书记彭庆邦调到重庆担任地下党市委委员，充实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为他改名为彭咏梧，切断与家乡的联系，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房管处高级职员的公开合法身份。但是，他的妻子在云阳县农村，没有地下党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调到重庆来进行掩护，但江竹筠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新组建的“家庭”成为中共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江竹筠的主要任务是为彭咏梧做通信联络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江竹筠接受了组织安排。
　　1944年春，在一次外出工作中，江竹筠发现自己被特务盯梢。党组织为了安全起见，立即决定转移江竹筠到成都。此时在重庆，被认为是天生一对的“家庭”突然没有了主妇，流言也多了起来。为了不引起大家的关注，党组织调江竹筠再次回到彭咏梧身边，恢复夫妻形象。不久后，二人从假扮夫妻转为革命伴侣。
　　抗战胜利后，江竹筠回到四川大学继续读书，并于1946年4月在华西医科大学产下一个男孩。1946年7月中旬，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办理休学证明，带儿子彭云回到重庆，继续协助彭咏梧在市委机关工作，并且具体负责宣传和学运工作。
　　1947年，为配合三大战役的推进，川东临委执行上级“发动武装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的指示，决定在下川东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川东临委考虑到彭咏梧来自下川东地区，决定派他到农村组织武装力量，江竹筠作为联络员也一起去下川东。
　　要去搞武装斗争，孩子怎么办？孩子可不能带去搞武装起义的工作。就在此时，彭咏梧的家人——彭咏梧老家的原配妻子谭政伦的弟弟、地下党领导的“中国职业青年社”骨干成员、《大公报》实习记者谭竹安突然出现。
　　谭竹安一直在寻找姐夫彭庆邦，但由于彭庆邦改名为彭咏梧，且切断了原来的一切联系，所以寻人未果。一天，当彭咏梧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国泰电影院联络一批随他去下川东搞武装起义干部的时候，刚刚走到电影院门口，突然听见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姐夫”！正是谭竹安。由于当时有要事在身，他只好对谭竹安说：“后天我们在人民公园见面，我告诉你全部情况后，你再通知姐姐来见面。”说完扭头钻进电影院，消失在黑暗中。
　　谭竹安1943年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进重庆《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进大公报社不久，谭竹安就与报社内外的进步人士有了频繁接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他多次托方卓芬打听彭庆邦的下落。组织决定不再向他隐瞒情况，同时决定让谭竹安去向江竹筠汇报工作，因为组织认为江竹筠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此时的江竹筠接到组织这个通知还感到莫名其妙：自己是党内交通这条线，谭竹安是社会工运这条线，与自己既没有平行的组织关系，更没有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他给我汇报工作，我听什么？说什么？但一想到是组织的决定，就没有再多想。她把会面、听汇报工作的地点定在自己家里。
　　见面后经过了解，江竹筠意识到了上级的真实意图。她淡定地说：“来，坐下来，我慢慢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江竹筠把自己和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组织的过程说了出来。面对襟怀坦荡的江竹筠，谭竹安无从发问。许久，江竹筠又对谭竹安说：“小谭，你现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立即写信告诉你姐姐来重庆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等我完成任务就接走他。”
　　后来，江竹筠随彭咏梧去了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谭政伦则带着自己的孩子彭炳忠来到重庆照顾彭云，等彭咏梧和江竹筠回来。然而，她等来的却是噩耗：彭咏梧在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国民党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奉节竹园镇城楼上示众！悲痛欲绝的谭政伦从地下党同志那里又得到消息：党组织要调江竹筠回重庆工作，以便照顾孩子。但江竹筠却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在什么地方坚守岗位，没有人比我了解这里的情况。”谭政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样的女人啊，要去革命，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不顾？这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她开始慢慢地解读江竹筠。
　　江竹筠在万县坚守岗位期间，给谭家写过好几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她这样表明了自己的生死观：“家里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
　　关于自己的孩子，她这样写道：“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我不能照顾他，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了。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的原因。”
　　信中，江竹筠为什么说“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因为她当年在生产彭云的过程中进行了剖腹产手术，1946年4月18日入院，5月10日出院，前后住院23天。任务观念极强的她，为了避免再次因生产住院而影响工作，毅然选择在生产时作输卵管结扎手术，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做出了一般女性难以想象的抉择！这就是江竹筠的革命意志。这就是她为革命敢于献出一切的做法。
　　对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政伦，她这样写道：“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可我能给她什么帮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里去，但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外，又有多大的好处啊？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难决定。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孩子一样地爱云儿。”

忠贞|狱中斗争

　　一段时间后，谭政伦在重庆又得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江竹筠在万县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看守所。
　　在狱中，江竹筠备受酷刑摧残，坚不吐实。数次夹手指的刑罚致使她昏厥，但她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史料记载：“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并被亲切地称之为‘江姐’。为鼓舞狱中战友斗志，提出‘坚持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组织难友学习、讨论。”
　　难友曾紫霞在《战斗在女牢》中写道：“当江竹筠被提出女牢去审讯时，渣滓洞十八间牢房的人没有片刻心安。有人把头伸出牢房风门口的洞在探望，有人在不断地设法打听情况，有人在向刚入狱的难友介绍江竹筠怎么不同于一般，有人在估计这次审讯会延长到什么时间。女牢的难友则在打听受了什么刑，准备着怎么让她回牢后舒服一点，使她伤痛减轻一点。”
　　江竹筠被带回女牢时，几个人把她抬到床上，有人抱着她喂糖水，有人用盐水清洗她的伤口……她没有在受刑时落泪，却在难友的怀里伤心地哭了。在狱中，面对酷刑、审讯，江竹筠坚定地对难友表示：“就是死，我也不能说出地下党。”
　　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写道：“我对中共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讹诈，三是诱降。叛徒主要是经受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革命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所以，江竹筠在狱中能够说出：“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这是多么强大的革命意志。为此，渣滓洞男牢房的代表何雪松写了一首诗慰问江竹筠：“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江竹筠在狱中的情况一点一点地传出来，谭政伦的心情非常沉重。她抱着江竹筠的孩子彭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托党组织带给江竹筠。对狱中的江竹筠来说，这张照片是极大的安慰。
　　在狱中，江竹筠一边建议大家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重庆解放，一边带领大家总结关于地下党失败的经验教训。她提出：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有的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使下级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主动性。她希望大家认真回顾被捕前的工作进行总结，要求大家根据审讯室的情况加以分析，一定结合狱中的学习讨论分析失败的经验教训，给执政了的党作参考。
　　而她知道，自己很难有机会去向谭政伦说明她和彭咏梧之间的事情了。当曾紫霞出狱时，带出了江竹筠的最后一封信，她对自己的儿子做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时年30岁。重庆解放后，谭政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生不见人，死要见尸”。当在电台岚垭刑场看见江竹筠遗骸时，谭政伦极度悲伤，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儿子抚养成人。”
　　重庆解放后，谭政伦被安排到市委办公厅机关工作，但她给组织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调到托儿所去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她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了孤儿院寄养，而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以至于她和彭咏梧的儿子彭炳忠几乎无人知晓。直到2010年彭炳忠去世，四川大学党委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有这样一句话：“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炳忠是著名烈士彭咏梧的儿子。”到这个时候，与他共事多年的人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彭云后来成为一名计算机领域的专家。他说：“母亲江竹筠在我不到1岁就离开了我，实在是找不到一点感觉和印象。但是养母谭妈妈对我是恩重如山，她不但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更是一个让我终生敬仰的伟大的母亲。”

本版文字整理：闫书敏 韩晶
主讲人照片拍摄：本报记者王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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