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958年，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道斯·赫胥黎继推出反乌托邦经典小说《美丽新世界》后，又写下了《重访美丽新世界》。在后面这部作品里，赫胥黎继续脑洞大开地描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未来：在生物等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传统劳动已经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缺乏劳动效率可比性的绝大多数人越来越显得毫无存在价值，碌碌终生。赫胥黎如果有幸目睹今天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AI模型已经实现自我学习更新，他的这些担忧会否进一步加剧呢？
随着AI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劳动模式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淘汰危机。是一味地追求工业化效率，还是保住劳动机会，实现劳动与数字化时代的和谐共存，这是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交叉研究的本书作者丽萨·赫尔佐克所关注的重点话题。赫尔佐克基于人类劳动分工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特征，探讨了构建数字化劳动世界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责任担当。对“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将如何组织人类共存？创建一个良好和公正社会的要素是什么？如何在实践中推进对现有制度和社会生态的改造？”等问题，尝试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困局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北上》中有这么一个桥段：互联网外卖企业竞相压缩每单外卖送达时间，最终导致外卖员过劳死。在精准的算法面前，劳动者看似收入有所提高，但其付出却被一再压榨，以致根本来不及喘口气。这就像一根绳子，总有被拉断的极限。
马斯克最近公布了一项在许多人看来令人兴奋的消息，那就是他的脑机技术接口公司取得新的进展，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大脑全数字化读写”，未来还可能与AI语言大模型连接。马斯克初衷旨在用技术给失明者送去光明，但在利益的强力驱动下，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会否成为驱动劳动者透支的一个砝码呢？
本书成书之时，AI和智能技术尚未出现爆发式发展，所以赫尔佐克的理论大多数只是基于数字化发展。赫尔佐克认为，在未来的数字化时代，一些工作岗位被冰冷的机器所取代，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模式受到削弱，看似减轻了繁重的劳动负荷，实际上割裂了劳动者之间的人际交流。这就好比原来两个相邻的工作岗位间可以通过眼神、肢体或语言进行交流，而数字化的切入，机器替代了相邻工作岗位后，劳动者工作时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隔离。赫尔佐克指出，“数字化组织的工作可能会使个人感到孤独，因为他们没有同事，而是独自面对笔记本电脑”，以及那些冰冷的机器。
肉眼可见的是，AI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传统劳动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争议中一路前行，一些地方开始使用无人驾驶车辆耕作，矿区大型矿车也引入了无人驾驶技术，而一些城市率先为无人出租汽车上路开了路条……另一方面，掌握自我学习能力的AI机器人，据称其学习能力已经超越人类，为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于这种任由资本驱动的发展深表忧虑。
“好的劳动”到底是什么？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这是一个经常用来宣示劳动分工积极意义的经典案例：在18世纪，一个没有经验也没有专门工具的工人，即使付出最大的努力，每天最多也只能制造几十枚大头针，而在一家小工厂里，10个人分工合作，每天可以生产48000枚或更多大头针。分工提高效率，增加收入，貌似皆大欢喜。
作为工业化时代一大标志的劳动分工合作，确实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不过，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把个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在以机器为工作中心的劳动生产模式下，个人实际上“不得不”跟上机器的节奏。赫尔佐克认为，“在经济体系中，将人贬低为单纯的齿轮的做法早已被接受。”原本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劳动者，被钝化为一个个只知道按部就班的“齿轮”。此外，因为生产分工的所谓合理性，等级观念反被进一步固化。
赫尔佐克指出，在数字化全面介入传统劳动分工模式时，有一个弊端很少令人注意，那便是“死抓小人物，放过大人物”。也就是说，在制订数字化劳动规则时，作为规则制订与监管者其目光所至往往是基层一线，对于更可能导致决策方向性错误的上层则有意语焉不详。在数字化规则下，“行为必须受到控制的原则似乎首先适用于社会金字塔的下层。此外，再加上数字技术的监控潜力，结果就会出现一幅可怕的画面：下层受到新型美丽劳动世界的全然控制，而公司的上层却受到了保护，不受其影响”。也所以，一旦有什么问题，背锅侠往往变成下层员工。
赫尔佐克认为，“从本质上讲，现代劳动是基于劳动分工的，是在社会系统内组织的，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劳动具有许多优势，但同时也产生新的危险”。赫尔佐克指出，“最危险的神话之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神话：劳动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也因此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评判它”，而“纯粹从经济学角度或纯粹将劳动视为自我实现舞台的人，都忽略了问题一个关键点：劳动的社会特征”。
按照赫尔佐克的逻辑理解：劳动不单单是为了获取报酬，也不是简单地重复程式化的动作，而在于劳动者彼此间构建的情感联系。一旦劳动者沦为流水线上一个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劳动者便失去了劳动者应有的属性，首先是自由，再就是社会性，劳动越来越像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按程序枯燥重复。
人类必要的劳动不应取代
自打人类诞生以来，分工与合作使得人类超脱于万物。分工与合作的社会性也是人类得以构建必要情感纽带，形成更为强大更为持久合力的原因所在。在人类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劳动往往与收益挂钩，但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在劳动的同时，对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诉求。换句话说，收益不再是劳动的全部，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宁愿放弃高薪坚持辞职的原因所在。
而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切断了传统劳动分工中所蕴含的社会性元素，将劳动变成情感“孤岛”。赫尔佐克认为，“构成良好工作的许多性质是高收入所不能替代的。好的工作与人际关系的质量有关，与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实现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有关，与一个人如何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有关”。为此，她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首先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数字化乃至未知的科技纳入进来，明确哪些工作属于人类劳动范畴，任何技术均不可替代。其次是“在所有行业中实施最长劳动时间和最短休息时间的规定，包括那些‘数字化’程度最高，由算法划分劳动班次的行业”，简而言之，通过政策赋予人类劳动基本权利。第三是权责界限有必要更加明晰，即“数字技术的生产应该考虑在必要时承担责任”，即数字技术的生产者在实际应用中承担必要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以经济问题一罚了之。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技术对传统劳动模式的冲击远非人类所能想象，赫尔佐克开出的这些“药方”未必就能包治百病，不过可以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科学技术应有所能有所不能，人类的劳动权必须得到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