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介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9月2日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记者见面会，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小林清之子小林阳吉，法国医生贝熙叶之子贝石涛，苏联元帅瓦·伊·崔可夫之孙尼·弗·崔可夫，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英国友人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之子柯马凯等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介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日本八路”小林清之子小林阳吉：一个民族的反省远比另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
“我的父亲经过认真反省，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思想反省》，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23日的大众报上，这就是当年那张报纸的复印件。”说着，小林阳吉举起了报纸复印件展示给在场记者。“日中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该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残酷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理应公之于世，让人们牢牢记住。一个民族的反省，远远要比另一个民族的宽容更加重要，一个勇于反省的国家，才能得到世界的尊敬。”
小林清是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敌军工作部干部，曾出版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以及《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小林清之子小林阳吉先生今年74岁，日本籍，长期开展反战和平工作。
1939年，父亲小林清来到中国，在青岛登陆后驻防在胶东半岛。1940年，小林清在和八路军作战时负伤被俘。“父亲感到八路军没有把他当做敌人对待，而是给他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尊重他的人格。”小林阳吉介绍，父亲还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受到了教育和感化，世界观得到了改变，明白了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为了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让日中两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沿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
“我的父亲渐渐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出了名，山东军民见到他都称呼他为‘日本八路’。”小林阳吉说。
法国医生贝熙叶之子贝石涛：父亲始终坚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今年70岁的贝石涛是著名心脏病专家，父亲贝熙叶曾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官、法国医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贝家花园秘密为八路军运送药品，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
早在1931年日军入侵满洲时，贝熙叶曾见证过日军的暴行。“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深感震惊。卢沟桥事变后，他第一时间赶往前线救治伤员。他在写给生活在北京的法国友人信件中提到，他救治过逃亡到北京的一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日本人的暴行深感愤怒，认为这不可接受，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理所当然。”
“我父亲在北京西山修建了一所私人宅邸，也就是贝家花园，后来他把贝家花园改建成一个诊所，免费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贝熙叶把“贝家花园”改建为一个临时救助所，在这里参与组织救治、运送重症伤员。后来有抗日人士找到贝熙叶，希望他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提供支持，贝熙叶毫不犹豫答应了。
“一开始我父亲还能够驾驶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穿越日军封锁线，利用他在法国公使馆医官的身份打掩护。随着战争形势日益趋紧，汽油成了管控物资，我父亲又改用自行车运送药品。”贝熙叶当时已是71岁高龄，往返于城里住所和西山之间，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了一大批药品，还包括无线电电池等。“可以说在中国抗战期间，我父亲始终坚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帮助中国人民击退日本侵略者。”贝石涛表示。
苏联崔可夫元帅之孙尼·弗·崔可夫：希望永远不再有南京大屠杀那样惨痛的事件
“曾经我以为没有比纳粹所作所为更令人发指的事情了，他们在集中营里杀死了数十万人。但后来我知道了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并没有比纳粹少多少。有两个日本军官进行杀人比赛，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斩杀100人，后来觉得数量少又提高到150人，这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事情。”尼·弗·崔可夫说，“要让世界知道并记住这段历史。战争是有规则的，肩膀上佩戴肩章的军人不能把枪口和刺刀指向平民百姓，而是要保护他们。”
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至1942年担任中国政府军事顾问和首席军事顾问。
其孙尼·弗·崔可夫说：“俄中两国人民都为了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牵制大量日军，那么苏联就不会抵挡住纳粹军队的进攻。可以说，中国人民为了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爷爷一生参与过六次战争，他总说军人的职责不是作战而是保卫和平，所以战后他对和平发展问题十分关心。”尼·弗·崔可夫表示，“大家知道苏联军队攻克柏林后的第一号军令是什么吗？是朱可夫元帅下令向普通老百姓发放餐食。这是一个和平的命令。我爷爷当时驻扎在柏林，是第一执行者。”
尼·弗·崔可夫认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抵抗侵略者。“侵略者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给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我们希望未来永远不要再有像南京大屠杀那样惨痛的事件。”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美国飞行员总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营救
杰弗里·格林介绍：“飞虎队这个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给这些美国飞行员起的，他们认为飞行的老虎是不可战胜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飞虎队精神，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飞行员来到中国，志愿成为飞虎队一员。”
杰弗里·格林是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为了更好地把飞虎队的故事传承给下一代，杰弗里·格林和飞虎队老兵在30年前共同创建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杰弗里·格林介绍，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飞虎队两个战斗机分队飞赴昆明，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护滇缅公路。“有一天，数十架日军飞机从中南半岛起飞，计划轰炸昆明，他们以为这一行动十分简单，丢下炸弹后就可以轻松返程。但是这次他们在距昆明大概3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16架美国战机，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驾驶战机予以反击。可以说这是第一次日军飞机被击退，4架被击落，6架受损。”
1942年4月，美军开启了袭击东京的“杜立特行动”。完成任务后，美军飞行员在返航途中，由于油料不足，在中国东部跳伞，这是在日占区，其中8人被俘，3人被处决，但是有64人被中国老百姓救起，回到了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此后，日军发起军事行动，用枪炮、生化武器、炸弹屠杀中国老百姓，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目的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告诉中国人，如果敢救美国人，后果就是杀无赦。
“但在此后三年里，一旦有美国飞行员在敌占区被击落或者迫降，只要没有立即落入日军手中，总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营救。”杰弗里·格林表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如此持续而坚定地为来自异国的战友舍生忘死，这就是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和飞虎队之间的密切联系。
英国友人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之子柯马凯：国际纵队里有近百个中国人 延安曾高唱《保卫马德里》
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是一名英国人，母亲伊莎白·柯鲁克是一名加拿大人，柯马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柯马凯的父亲于1936年在西班牙加入了国际纵队，1938年来到中国，1942年回到英国参加英国皇家空军，战后又回到中国。柯马凯的母亲生在中国，去加拿大学习以后，于1938年回到中国，在后方参加了乡村建设和工合运动，组建合作社。
柯马凯说，中国有句话叫“人不知而不愠”，是一种传统美德。“我父亲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首先是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但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国际纵队里有近百个中国人去帮助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当时延安在高唱《保卫马德里》。”
柯马凯介绍，在俄罗斯战场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参加苏联反法西斯保卫战。当中国人民受到法西斯侵略时，有一些满怀国际主义情怀的外国人帮助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冒着危险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强国，在国际上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柯马凯表示，中国军人在境外，大多都是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有紧张局势的时候，中国出面调停，维护和平是中国为全球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出示范。希望将来提到‘国际友人’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能说出一些中国人，一些帮助外国人、体现国际友谊精神的中国人。”
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
统筹/刘晓雪
供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