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一
即便是不了解社会学的读者，或许也听过“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这些词汇。它们的提出者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是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皆成经典，他对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历来被学界津津乐道。
只是，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费孝通的一生仍藏在云里雾里之间，而作家张冠生耗费二十年，在纸上记录费氏精彩、传奇的人生。张冠生曾担任费孝通助手十余载，出版有《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等书。《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是张冠生对费氏学术生命的一次总概括。
乡土家庭、求学经历三重淬炼
书中，他将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从1928年学医，到1948年天地玄黄之际。这一阶段包括瑶山调查、江村调查、“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调查；第二段，1949年到1979年，费氏参与新中国建设，又经历了持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震荡；第三段，1980年“改正”至2003年实地调查收尾，费氏主持社会学重建，追踪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呼吁“文化自觉”。2003年是费氏学术生命的收尾，这年冬天，他入院治疗，2005年春天，他溘然长逝，结束了这传奇一生。
作者对费孝通人生的梳理井井有条，对普通读者而言阅读门槛并不算高。全书有一条主线是：费孝通何以能成为一代学术巨擘？为什么在历经重重磨难后，他在晚年依旧能保有旺盛的学术研究志气？作者通过大量事例告诉我们，这与费氏成长于革命年代、士绅家庭，先后受乡土、留洋、革命、社会学与人类学教育滋养，又早早承受挚爱意外身亡之痛，立志继承亡者遗志皆有关系。
费孝通出生在中国巨变之时。他是吴江人，祖上是士绅阶层，他的祖父研究算学，外祖父杨敦颐是1904年甲辰恩科举人，精于文字学，也曾任职学台，掌一省教育行政，辞官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费孝通的父亲费玄韫，则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得生员。费玄韫有士绅家庭和学术传承做依托，又逢新旧交接，革命学说盛行，他于1905年东渡日本，专修教育学，日本东京恰恰是革命党人的海外大本营，费玄韫的革命思想发端于此，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他由旧学入新学，回国后干革命，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所中学，还在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当过老师。费孝通名字里的“通”，就来自其父对南通的怀念。
费孝通与社会学的缘分，最早始于他读吴江初等小学时对“乡土志”课程的喜爱。而他父亲每次外出调查时顺便带回的地方志书，也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费氏善于利用地方志书、民间口述材料，他的学士学术论文《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就得益于其广泛收集的地方婚姻风俗材料。青年时期，他放弃医学，改学社会学，他认为：“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他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青年费孝通品性刚直、迂阔，不愿乖巧圆滑地迎合别人，又从小肩负有社会责任感，这些都为他日后的遭遇埋下伏笔。
在燕园修习社会学本科课程时，学者吴文藻、罗伯特·派克以及同学王同惠都对费孝通产生了重要影响。吴文藻推行“社会学中国化”，将许多英语世界的社会学概念介绍给中文世界，帮助费氏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派克则打开了费孝通的想象力。他带领学生们去地摊、戏棚、店铺、酒楼，观察市井社会的流浪艺人、贩夫走卒，乃至八大胡同、清河监狱，费孝通由此更加确信，他要在大量的社会实践、在丰富的市井生活中去开拓自己的学术道路。
此外，《金枝》作者、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也对费孝通颇有启发。从功能主义角度提问，设置议题，寻找解决方案，成为费氏进行研究的常用策略。马林诺夫斯基为人类学者准备的田野工作指导性参考表格，以及他提出的“三项法”这一分析文化动态的方法，也被费氏所学习。
王同惠是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也是学术道路上的同志。他们的爱情原本该持续良久，只可惜，在1935年与费氏到金秀大瑶山从事民族考察研究时，费氏误入陷阱，王同惠在寻求村民帮助的时候，失足坠崖溺水而亡。此书对这次意外的全过程也有详细记录。王同惠去世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一百零八天。
为了完成充分的田野调查，费孝通真正与死神擦肩而过。在瑶村荒林，他因走错路误中村民为野兽设下的机关，而只能在深山熬夜忍受重伤之痛，盼着妻子找来救助，却被上天开了这个残酷的玩笑。王同惠逝世后，费氏伤心欲绝，一度求死，但被身边人救下，在冷静后的深入思索中，费氏决定化悲愤为力量，将毕生投入在社会学研究，“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费氏的研究其实都跟中国人如何挣钱养家有关
费孝通说，自己一生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分别是瑶山调查、江村调查和禄村调查。这固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但也可见这三次调查在其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性。本书作者也对这三次调查做出了详细描述。
能在日常中找到不寻常的点，进而发现当地正在演进的制度或组织模式，这是费孝通的一大能力。例如在调查开弦弓村时，他原本设想该村是当地农民生活用品零售区域的一个中心，但在发现当地只有三四家杂货店、三家打面兼作杂货的店铺、一家药材店、两家肉店和两家豆腐店后，费氏很快意识到不对劲，因为这些店面连本村居民的日常所需都满足不了，更别说邻近村民。他在调查中发现，对当地社区组织而言，比“店”更重要的，其实是“航船”。开弦弓村是依两条河流沿岸构筑民居而成。两条河道形成“丁”字形，分作两个交易区域，每个区域有两条船，由船家每天负责代买、代卖商品这套“航船制度”在太湖流域的其他村落也多有体现，费氏亲身参与航程中的劳作，现场观看一艘航船、一套制度怎样运行，这才能在书里写下详细的论证过程。
于是，读《斯人斯土》也是在学习费孝通的方法。比方说：他把自己放到村民中去，但承认自我的士绅家庭出身，他分析村民的生活，也诚实地回望自己的阶层属性。在田野调查中，他能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学调研方法与“土办法”结合，在与村民、镇上劳动者打交道时，他表现出耐心、诚心、关心。
近年来，人类学家项飚提出“找回附近”引发热议，而在近八十年前，费孝通就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用来区分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费氏对差序格局的阐述启发了项飚对附近的思考，他在《乡土中国》里说：“西方人说到他的家，指的是夫妻和孩子，非常明确。中国人的家，界限就不明确了，伸缩性很大，可以扩大到四五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整个氏族。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以某个人为中心，波浪似的向外扩散，犹如投入水中一颗石子的水波，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形成一种‘差序格局’。”
除了费孝通为人熟知的部分，此书对费氏在1949—1980年间的个人沉浮、对改开时期费氏与同仁重建中国院校社会学系的努力、费氏晚年花大力气做“集镇调查”、研究珠三角模式、提倡文化自觉等，都值得读者留心。
1980年代，费孝通做“集镇调查”，追踪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他抵达香港、珠三角、苏南等地，探访大量不同类型的民企。相对于以社队集体工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他提出了“珠三角”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特点是“前店后厂”，比如港商把加工、制作、装配等工序放在珠三角，把订货、备料、核算、营销等业务留在香港。费氏晚年有大量时间，都花在考察中国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上。
从江村研究到“集镇调查”，费氏的研究看似多变，其实都跟中国人如何填饱肚子、如何挣钱养家有关。费氏是带着如何改良中国社会、找到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雄心伟愿来进行研究的。早在《江村经济》末章，他就坦言自己想讨论解决的，便是中国土地问题的出路。
让缺席的人群有一席之地
除了梳理传主的人生，《斯人斯土》也穿插介绍了同时代女性的经历和贡献。例如费氏的姐姐费达生，她在日本留学时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造，回国后立志将毕生精力用于中国蚕丝业改革和振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开弦弓丝厂，费氏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正是与开弦弓村有关。
诚如作者所说，费达生亲身参与的丝业改革，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具有重大影响，“费孝通说过，他的一生，一直是跟在姐姐后边走。姐姐是为民众做事情，他是把姐姐做事的意思讲出来”。
若说遗憾，本书对费氏研究多肯定之词，但对费氏学说中的局限，以及当时学术界针对费氏著作产生的争议，读者并不能从书中了解太多。作者对费氏显然是充满敬重的，作者盼望后世学者能继承费氏治学的精神，把传主作为楷模去写，下笔自然柔和了许多。
因此，此书是供读者了解费氏一生、治学方法论的佳作，但对不满足于此，想要了解费氏学说在当时争议，以及后世学人如何扬弃其方法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便只是一个开始。
读《斯人斯土》，尤为令我感慨的是，当费孝通经历重重磨难，于1980年被正式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得以继续写作时，他表现的不是对往日蹉跎的怨怼，而是对时不我待的紧迫。
他决心在余生写完两本书，一本是自己二十年前许的愿，记录一个江苏农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变化。另一本关于广西大瑶山。他说：“第二笔账是欠我前妻的，我们两人在三十年代一起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她当时想写的调查报告因为她不幸去世没有完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宿愿，写出一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书来偿还这笔欠账。”
半个世纪学术生涯，酸苦倍增，费孝通最在意的是余生有限，他有机会继续时，他希望用十年时间，来抢回那失去的二十年。令人羡慕的是，他在晚年仍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与创作力，他用自己的坚韧，挺过最难的关隘，又用那看似最轻又最有分量的文字，让那些在宏大叙事中缺席的人群有一席之地。对一位学人来说，能够留下几部真东西，拥有过一段无悔的时间，这是何其有幸的一生。